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显著特点是，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产业链定位、生产布局和销售网络的兴起，成为主导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力量，产业“外包”成为发达经济体产业链演变的关键词，跨国公司低成本逐利推动了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变化调整，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使得产品的研发、生产、管理和风控等能够打破地域限制约束，而运输成本的下降使得跨国公司生产产品的全球低成本套利策略得以有条件实施和完成，全球经济成为“驳船经济学”（Palley, 2011）。跨国公司通过技术外溢、供应商本地化等生产经营方式拓展和促进了国内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形成。产业链的全球化促进了贸易导向型增长模式进入新发展时期，全球货物与服务贸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过去20年里，那些设法提高在全球价值链里的参与程度和出口产品中国内增加值的国家人均GDP平均增长3.4%；那些仅仅提高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而没有升级国内价值链的国家人均GDP仅平均增长了2.2%（联合国贸发组织，2013）。

 

依据IMF（WEO）的数据，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1990～2007年全球货物与服务贸易简单平均同比增长7.0%，远远高于世界经济简单平均增速3.7%。金融危机暴发后，全球需求疲软，全球贸易增速大幅下滑。2008～2009年两年平均负增长3.9%，低于全球两年经济增速1.1%。随着部分重要经济体推出了反危机措施，世界经济和贸易恢复了增长，但2010～2018年简单平均增速只有5.0%，这一时期全球GDP增速为3.8%。2019年全球货物与服务贸易增速只有0.91%，而全球经济增速为2.8%。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时至今日，疫情仍未彻底消散。2020～2021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两年平均增速仅为0.3%，同期全球经济增速约为1.0%。可见，2008年以来世界贸易增速出现了骤然下降，基于产业链的全球价值链（GVC）贸易增长出现了停滞，甚至下滑（World Bank, 2020）。尤其是由于2018年以来全球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贸易增长几乎陷于停滞。依据WTO的预测，2022年全球贸易增长4.7%，将再次超过全球经济预测增速4.1%，世界贸易在曲折中艰难前行，全球化已经从超级全球化步入慢全球（slowbalization）时代。

 

从贸易视角来看，全球价值链参与率可以用间接贸易（indirect trading）在总出口中的份额来衡量（Borin and Mancini, 2019）；从生产视角来看，全球价值链参与率可以用未完成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在总增加值中所占的份额来衡量（Wang et al., 2017）。依据WTO（2021a）的研究报告，从1995年到2008年，随着跨国公司产业链的全球定位和布局，全球价值链的快速扩张导致了参与率的快速上涨，以贸易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从35.2%上升到46.1%，以生产为基础的参与率从9.6%上升到14.2%。全球金融危机后，供应链的回流导致了全球价值链短暂急剧下降，并在2010年出现了反弹。此后一直保持在大致平稳的状态。新冠肺炎流行对全球价值链参与率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基本与2010年以来普遍出现的疲软趋势相一致。截至2020年底，全球贸易价值链参与率为44.4%，全球生产价值链参与率为12.1%。

 

依据WTO（2021 a）的研究报告，从全球出口来看，2000～2010年全球出口年均增长率8.7%，间接出口年均增长率9.7%；而2010～2019年全球出口年均增长率3.7%，间接出口年均增长率3.8%。在慢全球化时代，间接贸易增长率虽然大幅度下降，但依然保持在略高于全球出口增长率的水平，这说明全球产业分工依然具有比较优势的刚性。从世界前五大价值链出口国的间接贸易增长率来看，2000～2010年德国、美国、中国、荷兰和法国间接出口贸易增长率分别为9.8%、5.2%、20%、11.1%和4.2%，2010～2019年分别为4.5%、5.9%、4.6%、5.7%和4.0%，间接出口增长率整体上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经济体量较小的发展中经济体正在快速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2010～2019年柬埔寨、老挝、越南间接贸易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7.1%、16.5%和14.3%。这些经济体的劳动力成本相对低，成本比较优势引起了全球产业链的迁移和重新布局，印证了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的布局逻辑正在发生变化，更多的劳动密集型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全球产业链的迁移及其演进揭示了全球经济产业链的相互依存性，以及企业对全球价值链的依赖性，而间接出口增长率的下降代表着产业链演进体现出更精细的专业化发展方向，以及生产地域的重新分割。

 

王晋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本文转载自《学术前沿》杂志2022年4月上（微信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