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增速骤减和全球价值链参与率的回调，尤其是贸易冲突和疫情冲击，暴露出了全球部分产业链以及供应链环节上的脆弱性。世界各国出于安全和竞争的考虑，将产业链本土化、区域化加速替代产业链的全球化。产业链的迁移、调整和重构将成为后疫情时代全球化的显著特点。地缘政治的大国竞争，引发了新一轮的技术竞赛，掌握核心技术，抢占技术制高点成为产业链安全和占据竞争有利位置的关键。与此同时，新技术变革加速了全球产业链出现超越传统的以生产为基础的产业链态势，服务贸易，尤其是数字贸易成为全球产业链演进的新趋势。

 

产业链的区域化和本土化

 

WTO作为提供自由和非歧视贸易体制的唯一多边机构，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国际机构之一，WTO“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在多边规则制定和市场准入谈判上步履维艰，美国是利用一票否决权最多的国家，用单边主义强调美国利益。尤其是2017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提出“美国优先”对外政策，疯狂“退群”，对世界多边主义框架造成了严重破坏，给国际经济运行的秩序和可预见性带来了重大不确定性，使全球化遭遇逆流。2021年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后，尽管喊出了反对贸易战的口号，维护多边贸易协定，但世界经贸秩序并未出现好转，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地缘政治和经贸关系的紧张态势。尤其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治理缺乏共识、缺乏有效的制度协调，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产业链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依据WTO-IMF COVID-19 Vaccine Trade Tracker提供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全球高收入经济体疫苗接种率75.4%，中低收入和低收入经济体疫苗接种率只有49.5%和34.5%。即使是疫苗出口相关方面，出口限制继续阻碍疫苗生产，并造成供应商交付时间的不确定性（WTO, 2021b）。疫苗接种差异、疫情防控策略及水平的差异导致了全球产业链部分断裂、供应链出现瓶颈，推高了全球的物价水平，为世界经济持续复苏带来了重大不确定性。

 

同时，自2018年全球贸易摩擦以来，部分发达经济体不顾全球产业成本分工的规律，执意强化竞争，大规模限制关键技术和产品的出口，尤其是通过限制“卡脖子”技术出口等进行恶意竞争，进一步对全球产业链的安全性造成了负面冲击。关税战再次成为贸易摩擦的重要手段，与一个在没有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贸易的同等贸易体系相比，在一个有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贸易的贸易体系中，提高关税的成本将更高，涉及的产业链更长。更高的关税，尤其是贸易战，可能会促使企业缩短产业链或以其他方式重塑其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企业，其贸易商应对贸易伙伴遭受冲击的脆弱性增加，但产业链在国内则降低了这种脆弱性（Espitia, A. et al., 2021）。

 

在这样的背景下，产业链的安全性成为各个经济体参与全球分工与贸易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涉及民生以及国家命脉的战略产业的重要性显著提升，产业链的本土化和区域化成为现实的选择。从中长期看，产业链的迁移和重构将提速，全球产业链的布局逻辑已发生变化，未来部分产业将考虑纵向整合以缩短供应链条，本土化区域化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将加速形成。产业链的本土化趋势并不意味着产业链完全本土化。区域化和本土化趋势是要求在关键的产业链上有安全性，在区域分工协作可控的条件下，通过区域化在周边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产业链，在产业链的环节上依然可以实现供应商的全球化和多元化。2018年12月30日生效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2020年7月1日生效的《美墨加协议》、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都是2018年全球贸易冲突以来出现的重要的区域化或者跨区域化的经济关系协议，基于区域化基础之上的全球化格局正在加速形成，产业链的区域化和本土化正在成为现实。

 

产业链的关键技术自主化

 

全球竞争关键是技术竞争。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大变革、大调整，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正在深度调整，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层出不穷，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如何确保并提升本国在全球经济和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成为所有经济体面临的新挑战。

 

美国商务部在2019年出台政策法规，约束14类制造业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以确保美国在先进制造业上的竞争优势。Lovely和Yang（2018）的研究表明，301关税条款实际上是用20世纪的贸易壁垒应对21世纪内嵌知识（knowledge embodying）的贸易链，会打击跨国技术供应链，对全球技术链的重构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美国使用大规模减税来吸引美国制造业的回流，对现有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也会产生一定的冲击。

 

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经济体严格限制对中国的高新技术出口。自特朗普政府时期以来，美国明显加大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和企业的打压力度，拜登政府延续了上一届政府的做法，利用实体清单、芯片禁令等手段不断对中国企业进行单方面制裁。2021年12月16日，美国财政部将8家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工企业”投资黑名单，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等25个实体列入限制出口的名单。截至目前，已有160多家中国企业被美国政府列入实体名单。与此同时，美国还通过“拉小圈子”来限制对华高新技术的出口，打压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21年6月9日，美国通过了《2021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2022年2月4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将对科学研发领域投资数千亿美元，支持美国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将先进的半导体制造业带回美国，确保美国在制造业、创新等方面保持领先位置。

 

此外，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再工业化会对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产生影响。发达国家正在大力推行“升级版”的制造业战略，比如德国的“工业4.0”、日本的“工业价值链”等战略，通过加大财政预算用于创新制造工艺、尖端材料等领域的研发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纷纷围绕制造业核心技术、顶尖人才、标准规范等加大发展力度，试图在新一轮全球科技和产业博弈中掌握主动权，这开启了全球技术创新高强度竞争的发展态势，将直接驱动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发生深远的变化。

 

在超级全球化时代，通过FDI带来的技术转移和产品交换过程中有关生产技术知识外溢是参与全球价值链、提高经济增长的两大渠道（WTO, 2008），但随着发达经济体对技术的惜售和封锁日益加强，尤其是对以半导体为代表的核心技术领域的严格控制和割据越加严峻。继美国发布法案鼓励芯片本土化生产之后，2月8日欧盟也发布了芯片法案，扩大欧盟在全球芯片市场份额，到2030年产能达到全球的20%。“芯”之痛已经成为部分发展中经济体产业升级中必须攻克的难题。

 

因此，关键技术的自主化是确保产业链安全、推进产业持续升级的根本。后疫情时代，全球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唯有加大创新力度，拥有自主创新关键技术才能确保自身产业链的安全性。

 

服务业产业链的发展成为新趋势

 

随着全球价值链越来越多地从传统制造流程转向服务和其他无形资产，全球价值链也在发生根本性转变。数字化是这一转变的主导因素，新冠肺炎疫情正加速这一转变。WTO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探讨了这种超越生产价值链的转变，显示了服务价值链的崛起如何为产业链的发展提供一条新途径。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新冠病毒破坏了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稳定，迫使产业链在全球地理位置上进行重组，而服务业的发展将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上占据重要位置，成为超越生产价值链的产业链发展新趋势。

 

从历史上看，离岸外包业务经常与制造业有关，制造业外包也推动了服务业的全球化。跨国公司通过离岸外包寻求低成本效益，公司将其非核心业务流程外包给专业的第三方服务提供商，后者再将其劳动密集型业务离岸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当然，大型跨国公司也将其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直接离岸，通过设立“全球内部中心”来提高成本优势（UNCTAD, 2014），出现了服务业驱动形成的全球产业链。印度和菲律宾是典型的例子，印度和菲律宾都在出口加工区和IT园区进行了大量投资，为服务价值链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环境和条件。

 

服务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扮演着许多重要角色。服务业不仅仅是中间投入，而且已经深入到产业价值创造的活动中、融入产品的具体生产过程中。跨国公司向其全球附属公司投入的包括软件、品牌、设计、运营流程以及其他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都是创造产品价值的来源，特别是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服务业对于公司更好地参与全球贸易、更好地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上抢占优势位置具有重要作用。

 

服务业除了在贸易增值中发挥重要作用之外，还提高了下游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跨境服务交易带来的金融、通信和运输服务的改善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提高了下游制造企业的生产率，并将比较优势模式转向了这些服务的密集型部门（Heuser, C. and Mattoo, A., 2017）。数字、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创新有效地降低了新冠肺炎疫情对生产经营的影响。数字信息技术对冲了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负面贸易效应，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行业非常广泛，但在整个病毒大流行期间，更适合远程工作的部门收缩较少（Espitia, A. et al., 2021）。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新一轮增长的重要引擎。依据WTO（2022）数字治理与全球贸易论坛提供的数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十多年里，全球100多个国家制定了“新产业政策”“工业4.0”“数字转型”等计划。这些计划中核心主题是鼓励技术升级、数字化生产和数字创新，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国家都有支持创新和数字转型的政策。

 

王晋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本文转载自《学术前沿》杂志2022年4月上（微信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