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政策和地方探索的积极推动下，我国托育服务进入快速发展期，托位总体数量显著增加。但普惠托位数量和比例不足也很突出，加之疫情影响，不少托育服务机构生存艰难。亟需推动“五个统筹”，做好“三个回应”，为构建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提供支持保障。

 

首先，普惠优先的服务供给格局亟需强化。当前民办、营利性机构仍是托育服务的主体，占比达90%以上，而公办、民办公助和单位承办的普惠性机构发展严重不足。市场化托育服务价格较高，超出一般家庭的消费能力，在特大城市中心城区，高价问题更加突出。如北京、天津每月平均保育费高达六七千元，分别是当地居民人均月收入的1.12倍、1.26倍，较高的服务价格使很多家庭望而却步。

 

其次，普惠托育的支持政策体系有待完善。一是托育服务用地保障政策措施尚未完全落地，主城区普遍缺少可利用的土地空间资源，老旧社区缺少可利用的公共设施资源。二是托育机构房租、人员经费等运营成本高，不少地区对普惠托育机构仅提供建设补贴，缺乏可持续的运营补贴支持，民办托育机构担心转为普惠性机构后按照普惠限价难以实现营收平衡。三是行业发展支持政策有限，针对托育行业的普惠性金融保险产品较少，托育机构融资难度较大，相关责任险及托育机构运营保险等有待开发。

 

此外，普惠性托育资源统筹力度有待加强。伴随出生人口的连续大幅下降，各地幼儿园将出现一定数量空余学位，可以快速缓解托育服务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各地需要综合研判出生人口形势，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学前教育资源向托育服务资源转化的政策预案和制度安排。同时，解决幼儿园经费支持向托班延伸的问题，使托班享受幼儿园生均补贴，并按普惠价格提供托育服务。

 

为进一步推动发展普惠托育，一方面要推动资源整合利用，提高服务发展效率；另一方面要精准细化配套政策，打通服务发展瓶颈。具体而言，亟需推动“五个统筹”，做好“三个回应”。

 

统筹运用现有财政资源。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宣传，明确申报要求、流程、时限、补贴方式及权责关系，提高社会力量参与普惠服务的积极性。依托学前教育财政经费渠道，为幼儿园收托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财政经费支持。

 

统筹运用现有服务资源。加大对无证托育机构的规范和引导，为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改扩建提供建设资金补贴，推动托育服务资源合法合规转化和质量提升。

 

统筹运用现有卫生服务资源。通过“医育结合”，依托基层医疗卫生和妇幼保健网络，为托育机构提供业务指导和健康教育。

 

统筹运用现有社区资源。以社区为依托，探索社区自办、合作办、委托办等发展模式，支持通过新建、改扩建、以租代建、回收闲置空间等方式盘活未充分利用的社区空间。

 

统筹运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产业园区资源。采取自办或委托专业机构等灵活方式举办福利性托育机构，为职工和周边群众提供普惠托育服务。

 

回应托育机构“运营之难”。建立常态化支持保障机制，对符合普惠条件的托育机构按照托位和收托人数进行运营补贴，将托育机构从业人员培训纳入公共预算保障范围。

 

回应托育行业“生存之难”。重视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可参照对学前教育机构疫情期间的补贴支持政策，为运营困难的普惠性托育机构提供一定的运营补贴和人员经费支持，确保服务供给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回应托育事业“发展之难”。放宽普惠支持政策范围，针对幼儿园托班、社区托育点、家庭托育点等不同类型的托育机构，提供政策支持、规范引导和人员培训，加强综合监管和质量评估。通过落实场地提供、租金减免、水电气优惠等方式，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开展普惠托育服务的积极性。

 

作者：贺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