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分为五个部分：

 

一、超预期冲击下的2022年上半年宏观经济；

 

二、疫后企稳复苏的2022年下半年宏观经济；

 

三、宏观政策的存量效果评估与增量调整空间；

 

四、2022年核心宏观经济指标预测；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经济下行压力全面加大

 

本轮经济下滑的性质，可以概括为预期内的三重压力和超预期的两大冲击。对于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中央提前布局实施的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国也取得了今年1-2月份经济数据开局的回暖。但是自3月份国内暴发新一轮更大规模的疫情，叠加俄乌冲突下的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使得3-5月份的经济形势急转直下。这种情况下2022年上半年总体经济增长会在二季度出现显著回落，GDP增幅预计为0.8%，乐观情况可以达到1.3%。这也使得我国经济发展进一步偏离长期增长趋势线，严重影响到经济按照原定“十四五”目标继续前进的步伐。

 

在具体经济指标方面，需求端消费受冲击最为严重，连续3个月出现绝对萎缩；而投资相对平稳——基建投资大幅提速，对冲了房地产投资下滑；制造业投资较为强劲，对冲了服务业投资低迷。在外需方面，出口增速波动加剧，4月份急剧下滑但5月份强劲反弹，进口则是持续低迷，但净出口规模依然可观。

 

从供给看，服务业受冲击最为严重，生产指数连续3个月绝对萎缩；而工业相对平稳，增加值4月份出现绝对萎缩，5月份恢复正增长。而在物价运行方面，核心CPI、服务价格低位运行且不断走弱，反映了需求不足问题相对更加严重、服务业受冲击更为剧烈。另外PPI涨幅持续回落但依然高位运行，进口-出口价差扩大，反映了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和供应链受阻放大了本轮冲击的经济社会效应，这也导致了我国贸易条件恶化。

 

宏观经济的下滑也带来了微观个体的变化。比如企业绩效近期出现显著恶化，其中服务业和小微企业尤为明显。对居民而言则是就业压力不断扩大，青年群体失业率明显提升。企业和家庭所面临的困难也会反映在财政收入上，公共财政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都有显著下滑。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本轮经济下行中出现的信心崩溃，消费者信心指数、满意指数、预期指数的下滑幅度远大于2020年疫情首次暴发时的情况。

 

（二）困难总会过去，拐点已经到来

 

高频数据，以及将累计数据转化为当月数据，可以观察到经济复苏的迹象。不管是PMI预期指数，还是三大需求面因素，以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包括用电量、城镇调查失业率、汽车、房地产的产销量等，这些数据都在4月份达到最低点，而在5月份有所恢复。这也显示出一个比较清晰的格局：经济的拐点其实已经到来。

 

结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22年是国际国内超预期事件高发的一年。“三重压力”叠加“两大超预期冲击”使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严重偏离正常增长轨道，呈现“快速探底”“压力加剧”的特征。新旧两方面因素叠加不仅导致各类宏观经济指标纷纷突破底线，而且形成了新的趋势性变化，一、二季度经济增速持续回落。但随着近期疫情因素逐渐消退、宏观政策刺激力度加大，核心经济参数的拐点纷纷到来，中国经济运行的底部将充分显现。

 

二、疫后企稳复苏的2022年下半年宏观经济

 

（一）坚定信心，五大支撑因素助力下半年宏观经济企稳回升

 

第一，疫情因素消退，各地区复工复产复市复商全面推进。引入疫情因素冲击，进行数值模拟分析结果表明，如果没有政策对冲，中国经济也能自发调整。疫情冲击对核心变量的影响将随时间递减，年末基本恢复稳态运行。但是2022年经济产出的累计偏离损失预计达到2.0-2.3个百分点，这需要政策提供支持。

 

第二，宏观政策刺激效果显化，助推中国经济基本面改善。总体而言，存量政策的全面前置、增量政策的不断出台、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层层落实、中央政府的强力督导、短期资金和财政的保障以及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胜利，能够保证6月份中国经济参数出现快速反弹，并保证三季度中国经济出现全面上扬。

 

第三，先前的各种不利因素将得到极大缓和。要看到这一轮经济下行始于去年下半年，当时有很多结构性调整政策同步实施，造成了短期的压力。在当前稳增长的基调下，不利因素会得到极大的缓和，进入一种“休养生息”的模式。

 

第四，十四五规划项目的实施和落地提供新的基础性力量。在“十四五”规划的节奏中，第一年多为布局，而第二年以实施为主。预计今年下半年“十四五”项目的实施速度会进一步加快，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新生力量。

 

第五，低基数效应将助推下半年实现较高同比增速。去年下半年的经济发展状况为我国今年下半年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低的基数，预计下半年经济增速会有明显提升。

 

（二）保持清醒，本轮疫后经济复苏将比2020年面临更大挑战

 

虽然今年下半年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明显，但是还是要意识到与2020年相比，我国当前面临的微观基础、市场预期、运行模式、外部环境、政策空间都发生了相对不利的变化。

 

第一，微观基础不同，在持续的疫情等外部冲击下，企业和家庭部门比2020年更加脆弱。尤其是中小微企业，自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一直没能得到恢复。除此之外，线上经济、居民就业情况相较于两年前都有不同程度的恶化。

 

第二，市场预期不同，疫情反复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各类市场主体信心比2020年下降。对比消费者信心指数、企业新增资产及贷款期限结构以及居民新增贷款等数据，可以看出：相比2020年，在本轮经济复苏阶段，企业对于长期投资、重资产投资、流动性较差的投资，居民对于耐用品消费、负债消费、住房类消费，都变得更加谨慎。

 

第三，运行模式不同，中国经济循环周转速度比2020年下降。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我国企业存货周转变慢、应收账款回收期拉长，并且全国客运量和货运量的绝对水平下降，特别是客运量呈现出显著的趋势性下降。这也意味着一切以时间为基础定价的名义成本（贷款利息、商业租金等）需要相应下降，因为其实际成本已变得相对更高。

 

第四，外部环境不同，需求比2020年下降而成本冲击上升。2020年我国疫情防控率先取得成效，较低的能源价格和宽松财政带来的外部需求对我国经济提振作用明显。而与之相比，2022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出现逆转。

 

第五，政策空间不同，财政、货币、就业政策空间比2020年收窄。不同于2020年，2022年传统宏观政策的空间已经在过去两年多消耗大半，各类政策刺激效率也已大幅递减。

 

除了与2020年相比今年我国经济复苏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今明两年可能出现的八大“灰犀牛”冲击叠加风险也需要我们守住底线。它们分别为：第一，疫情存在再次暴发的可能，从而导致下半年经济复苏进程再次中断；第二，美联储加息超预期、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第三，俄乌冲突不仅长期化而且出现全面激化的局面，产生强烈外溢效应；第四，房地产政策调整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持续下滑趋势、存在恶化的可能；第五，下半年出口高同比增速不仅难以持续，同时存在断崖式下滑的概率；第六，中期视角下，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外移内缩”的风险；第七，非金融企业信用风险演变下重点板块出现变异的风险；第八，资本市场依然存在全面下挫、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

 

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复苏的支撑因素以及未来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展望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必将迎来企稳回升态势，但复苏的进程将比2020年更加脆弱，中国宏观经济将呈现非对称的“W型复苏”的运行特征。

 

三、宏观政策的存量效果评估与增量调整空间

 

今年上半年疫情的暴发给我国制定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带来了比较大的挑战，但是这并非问题的本质。本质是保就业隐含了经济增长的目标，这是关乎增长底线的问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研究团队发现：要满足就业需求，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至少要维持在4.6%以上的水平，且服务业不能再遭受大的扰动；若经济增速达到5.5%的预定目标，非农就业增量就能够达到近500万，恢复到2019年的就业状况，就业质量才不会严重下滑。

 

另一方面，财政政策要做好应有担当。上半年前五个月我国财政政策在积极调整，概括为增支减收。而通过对政策进行评估，可以得出其具体的效果并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例如，增值税的减税对于制造业的产出和就业会有一个比较强的稳定作用，增值税如果降1个百分点，会带动产出和就业增长率提高1.46%和2.4%。而今年力度较大的增值税留抵退税对改善企业现金流、激励企业扩大生产都有较为明显的作用。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这一政策的稳增长作用明显，并且这一政策在未来还具备进一步推进的空间。

 

在货币政策方面，要强调行动的勇气。货币政策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性，但通胀、人民币汇率稳定等因素往往制约有关部门制定政策的及时性。重新审视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比如价格型工具中的短期政策利率，自今年1月份以后就未再调整，数量型工具的使用也显得格外谨慎，这明显与经济运行的变化不匹配。

 

总结起来，面对空前的经济下行压力，上半年宏观政策调整及时、靠前发力，但力度不足、效率下降。下半年需要更大力度、更加精准的宏观调控举措，政策效果也必将会有更充分的体现。此外为保证全年经济目标的基本完成，使中国经济回到健康运行区间，中国稳经济一揽子措施需要在中期进行扩容和工具的创新。

 

四、2022年核心宏观经济指标预测

 

结合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形势以及对当前政策效果、未来政策空间的分析，报告对我国2022年宏观经济核心指标做出预测：预计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为2.7%，全年经济增速为4.7%，这也刚好满足我国就业需求。今年后三季度的经济增速分别为0.8%、6.5%以及6.3%，而在这一基准情形下，要实现全年5.5%的经济增速需要在下半年追加0.9至1.5个百分点的政策力度。除此之外，在下半年经济强劲反弹的背景下，包括城镇调查失业率、企业绩效以及居民收入在内的核心经济指标预计在年末可以阶段性实现。

 

但是总体看来，鉴于未来各类“超预期事件”发生的频率增加，如果没有重大变革，我们将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中国经济将告别“中高速增长”，进入事实上的“中低速增长时代”（年均经济增速5%以下）。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报告最后，CMF研究团队结合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十大建议：

 

第一，科学规划下半年增长目标和相匹配的政策举措。考虑到二季度经济增速显著回落的影响，建议坚持全年5-5.5%的增长目标并追加相匹配的政策力度，以此确立下半年的宏观政策定位和发挥预期引导作用。

 

第二，把握新阶段经济复苏带来的信心提振的窗口期，将中期视角的“预期管理”作为各项宏观政策的统领和重要抓手，对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进行中期扩容和工具创新。

 

第三，高度重视疫情冲击下各类微观市场主体行为模式变化的宏观经济后果，特别是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行为的“保守化”倾向将导致传统政策手段及预调微调模式的失效，必须要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并且达到一定的力度。

 

第四，随着中国经济步入疫后复苏新阶段，经济工作的重点应当从短期救助转向有效需求的快速扩展之上，实现向市场型深度复苏的顺利转换。在快速落实一揽子政策和有效需求提升战略的同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从特殊疫情救助向有效需求刺激转变，从供给侧扶持政策向需求侧扩张政策转变。

 

第五，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应在已出台政策举措基础上，科学组合搭配一揽子规模性政策，着力疏通宏观经济循环堵点。建议扩张财政资金预算安排，集中出台三大针对消费、投资和产业的“规模性”政策方案。

 

第六，制定灵活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应该充分发挥其面对突发情况的灵活性，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形成时间和空间上的配合，更好地发挥预期引导作用和政策乘数效应。解决政策利率传导和风险分担机制问题，推动贷款利率下行。

 

第七，坚持底线思维，提前建立并及时启用非常规政策工具。面对疫情发展和国际局势的高度不确定性，不仅要考虑到基准情景下的经济下行压力，还必须意识到今明两年可能发生的极端情形。除了旗帜鲜明地从结构性扩展向总量扩张转变，还需要建立非常规政策储备并根据需要及时使用。

 

第八，各类监管政策要与逆周期调节政策协调配合，重点在于“市场秩序建设”而非松紧力度的摇摆，从而在防范风险积累的同时避免造成市场预期的紊乱。

 

第九，民生政策要托底，提高就业弹性和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应对经济下行和民生冲击叠加带来的“双重风险”。

 

第十，积极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关键在于以构建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落地，推出以形成国内市场大循环为导向的新一轮结构性改革，持续释放制度红利，不断巩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不易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