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亚洲金融危机从泰国爆发，波及东亚多个国家，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这场危机暴露了相关国家金融体系的缺陷，促使亚洲国家对经济政策、发展模式、金融体制及产业结构等进行调整。同时也促使国际社会对现行的世界经济、金融体制进行反思与改革，影响深远。

 

8月19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亚洲金融危机25周年的回顾与启示”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与会嘉宾一方面回顾了危机发生的内外部原因、主要受影响国家的应对措施和危机带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中国在应对危机中的特殊作用；另一方面围绕当前全球经济主要风险点和化解风险提出建议，呼吁以史为鉴，加强团结与合作，避免冲突与分裂，有效应对新形势下的新挑战。

 

构建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

 

回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部分国家长期经常项目存在逆差、过早实施资本项目自由化、实施盯住美元汇率制度、早期应对危机政策失误，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救助措施不当等一系列内外部原因导致危机发生。同时，美元作为全球最主要货币的地位也是根本原因之一。与会嘉宾认为，推动构建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助于降低下一场危机发生的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表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日益突出，美国重大货币政策出台，都会带来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承受了美元外汇储备投资风险和贬值风险，美国政府金融失信风险蔓延也增添了新的全球金融风险。

 

“与25年前相比，美国经济总量在全球的占比逐步下降，美国政府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幅上升。美国经济实力很难支撑美元的地位，但美国重大货币政策出台仍会带来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戴相龙认为，为了防范和化解风险，应继续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多国意识到，仅靠自身力量很难防止危机的深化和蔓延。加强地区金融合作是防范危机的有效途径。2000年，第9届东盟—中日韩（10+3）财长会议上，各国签署了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清迈协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清迈协议》标志着亚洲货币合作新时代的开始，并在此后取得比较大的进展。然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亚洲金融合作逐渐失去动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东亚金融、货币合作似乎已经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议题。

 

余永定认为，当前亚洲的域内和域外经济关系、金融问题同25年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面对当下挑战，亚洲国家应努力深化始于25年前的区域金融合作，例如通过亚洲货币单位（即“亚元”）等设想，形成货币间较为稳定的汇率，创建区域共同货币，减少过度依赖美元带来的风险。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表示，理想的解决方案是要有一个超主权的货币，但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退而求其次，需要有多个币种在国际贸易投资中发挥作用，维持正常运转。

 

大阪经济大学教授、原日本银行货币与经济研究所所长高桥亘提出了建立亚洲数字共同货币的畅想。他认为，数字货币不需要真的印钞，依托各成员经济体的央行数字货币，建立亚洲数字共同货币相对比较容易。这一体系可以降低一揽子货币的外汇风险，也有助于各成员国应对外部风险和挑战。此外，相关债券还可以扩大亚洲债券市场，融资也可以在亚洲国家之间作为国际公共财务使用，对未来亚洲金融合作有重要意义。

 

防范风险需要加强合作

 

当前，多国面临经济复苏乏力、通胀高企、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等风险。如果风险不断叠加，不排除出现全球性经济危机和长期经济衰退的可能。与会嘉宾认为，各国应提高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性，加强区域和国际合作，建立更加协调的国际金融体系。

 

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赫里萨尔·阿兹里表示，亚洲金融危机使东南亚国家认识到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危机出现后，中国、日本、韩国都加强了与马来西亚的合作。在推动区域合作方面，东盟—中日韩（10+3）也设立了特别机制，加强各成员国在经济、金融等方面的对话，这些都是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启示和改变。

 

余永定强调，东亚国家在地理上是近邻，在经济上是全球产业链的重要节点，尽管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东盟—中日韩（10+3）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基础依然存在。面对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为了东亚地区的繁荣，东亚国家应该看得更加长远。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表示，大国要带头提供更多好的国际公共产品。东盟—中日韩（10+3）合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都体现了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精神。这种好的多边主义与区域一体化、全球化是相向而行的。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表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人们就在反思为什么没有好好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我们不能不断地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一定要更好地开展国际合作，建立可靠的多边体系，以应对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不稳定、不确定和脆弱性因素。他认为，亚投行就是很好的尝试，为参与者提供了合作渠道和平台。

 

毕马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康勇表示，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的趋势非常值得关注，“我们最近在对一些中国企业进行调研时发现，很多企业对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很有信心，包括服装、钢铁等传统行业，高科技企业，高端制造企业以及医药企业等，对在东南亚国家投资非常积极。这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的表现”。

 

世界银行东亚太平洋地区宏观经济、贸易与投资局副局长艾卡思表示，过去25年，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有所提升，亚洲地区也建立了更加强健的区域金融安全体系。当前，亚洲面临新的风险，必须要更全面地提升经济韧性，增强各国经济转型和应对风险的能力。这些挑战是亚洲国家所共同面对的，因此需要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中心执行理事、研究员德地立人表示，当前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各国正面临着全球经济脱钩、产业链脱钩的危险。在大国博弈中，大国常使用经济手段来遏制对方，其中包括将对方国家的银行从环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SWIFT）中排除。假如一个经济大国被排除在SWIFT之外，就意味着大部分国际结算不能进行，就掐断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严重损害全球供应链。他认为，经济要平衡发展，国际金融体系不能脱钩，全世界尤其是东盟—中日韩（10+3）要加强沟通与合作。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

 

当前，主要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风险正在不断扩大，主要表现在国际货币体系弊端日益突出、美国政府金融失信风险蔓延、美国推出“印太经济框架”扩大亚洲地区金融风险等方面。

 

为防范和化解风险，应继续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扩大发行特别提款权（SDR），允许其中一部分用于成员间的流动性支出。同时，加强中欧经贸合作，促进欧元稳定。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应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应加快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建设，增强中国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抓紧建立和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现代融资制度、现代金融监管制度，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朱民：

 

从亚洲金融危机来看，经济金融危机其实是6种不同根源的危机：一是实体经济危机，主要是由通货膨胀急剧上升和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等引发；二是金融危机，当流动性发生逆转时，资金链断裂，形成金融危机；三是政策危机，包括危机前的宏观政策失误以及危机开始时应对政策的失误；四是外部攻击导致的金融危机；五是外部资金变动引起的危机，大部分是因为美联储利率变化引起外部冲击；六是全球危机，如次贷危机引发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当危机来临时，判定危机的性质十分重要。目前从全球范围来看，6种风险都在积累、都在高位。美国经济已经出现技术性衰退，美国股市处在百年高位，全球政府债务也是如此。在高债务、高股价、高泡沫的情况下，金融体系非常脆弱，政策危机的风险也在加大。因此，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特别是中美货币政策的协调，以及亚洲区域之间的协调，在今天这个时点仍有重要意义。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都源于恐慌，且具有传染性。但是，当前全球范围内没有一个可靠的、类似“最后借款人”的国际机构，让出现危机的国家可以寻求帮助。

 

很多国家都有通胀风险，欧洲央行正在缩紧信用，这可能是新一轮危机的开始。当前，已经出现一些违约行为，未来几个月，可能有更多国家面临违约风险。因此，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

 

当前地缘政治形势不容乐观，希望二十国集团能够发挥好渠道作用。构建一个系统性的长期多边国际金融体系非常有必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人们就在反思为什么没有好好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我们不能不断地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一定要更好地开展国际合作，建立可靠的多边体系，应对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不稳定、不确定和脆弱性因素。

 

（嘉宾观点由本报记者 禹 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