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经济规模连续多年全国第一，去年人均GDP超1.5万美元，一举迈过了世界银行标准的高收入国家门槛。

 

与此同时，广东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突出。为此，广东历届省委、省政府付出大量心血，从推动“双转移”到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不断努力攻克这一短板。

 

8月20日，2022年省长与专家座谈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余斌等专家围绕“广东区域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主题，与省长面对面，为广东把脉建言。

 

“机器换人让劳动力优势难以发挥，应提高贫困标准倒逼产业转型”“要做大做强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培养次区域增长极”“要加大‘软基建’投资，还要通过‘工作福利’鼓励勤奋工作”“广东已经在集聚发展中走向相对平衡”……

 

记者观察到，无论具体观点如何，有一种看法正在成为学界共识，广东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较大，对其高质量发展形成制约，但若能形成有效突破，不仅将推动广东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把短板变成“潜力板，更将对全国迈向共同富裕提供重要参考。

 

 

余斌表示，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三个阶段的目标，广东省是全国的经济强省和人口大省，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财富分配差距、地区发展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上积极探索新路径，走在全国前列，既理所当然，也意义重大。但目前看，在通过产业梯度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也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

 

首先，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通过机器换人、智能制造等，欠发达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难以充分发挥。

 

其次，发达地区传统制造业多以产业集群的方式存在，这增加了欠发达地区招商引资的难度。

 

第三，部分企业向人口和市场规模较大的中部地区和西部中心城市转移，这也是广东部分企业选择向省外转移而不是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转移的重要原因。

 

第四，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我国制造业尤其是中低端、外向度高的制造业，向海外转移呈加速态势。

 

第五，跨国公司在供应链安全与效率的选择上，更加倾向于安全性和抗风险能力，全球产业链进一步呈现分散化、多中心化。

 

为此，建议广东充分发挥广东华侨资源丰富的优势，设立华人华侨公益基金会，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支持力度；逐步提高广东省贫困标准；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促进外来务工人员的市民化；引导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倒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逐步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发展壮大特色产业和主导产业，为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创造条件。广东经济发达，可争取在全国率先达到“本世纪中叶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目标。

 

 

高松表示，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极化效应会导致发达地区越来越富，相邻落后地区越来越穷。扩散效应则有助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目前，广东区域发展过程中极化效应占优，三个问题或加大广东区域发展差距：第一，创新要素高度集中于珠三角核心区；第二，沿海经济带东西两翼和北部生态发展区的产业发展空间、载体不足，导致部分产业在扩散过程中转移去省外城市；第三，珠三角对外产业转移的速度有所减缓。

 

对此，建议做大做强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培养次区域增长极；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促进要素合理配置；培育内生发展动力，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完善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内的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地方长期可持续发展。

 

此外，还建议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世界人才高地和国际科创中心，包括在大湾区探索建立完善与世界人才高地相配套的体制机制，打造高端人才引育的“先行先试”特区；以科技金融驱动建立灵活多元的投资体制。

 

 

郑永年表示，广东的区域发展不协调最显著的特殊性在于珠三角和北部生态发展区的不平衡发展，并且差异显著。

 

一方面，要阻止高污染产业或附加值不高的产业向北部生态发展区转移。北部生态发展区应当着力实现青山绿水，发展专门农业、旅游业和度假业等产业。

 

另一方面，就珠三角核心区而言，要解决共同富裕，应通过加强省级统筹力度，着力破解普遍性问题。具体来说，有四个方面。

 

其一，促进区域间基本规则的对接统一，打破不同城市、地区间规则和制度不统一、行政壁垒迭出的格局，实现资源要素在不同区域间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其二，形成城市间合理的劳动分工，共同“把饼做大”，不简单重复劳动，不搞恶性竞争。

 

其三，促进营商环境的整体提高。欠发达地区要学习借鉴发达地区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经验，主动与发达地区对接，并不断提高政策的稳定性和透明度。

 

其四，加大“软基建”投资，带动社会投资，通过“工作福利”鼓励勤奋工作。政府在公共医疗卫生、基础教育、社保、养老服务、公共住房等领域的“软基建”投资上以保底为主，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底线水平，同时允许这些领域的高端服务市场继续发展。

 

 

刘尚希表示，从户籍人口来看，我国依然是一个“农民社会”，全国农业户籍人口在全国人口比重超50%。

 

这种社会结构是历史地形成的，自上世纪中叶以来，为满足内源型工业化资金积累的需要，构建了以二元公有制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有量的变化，但未有质的改变。

 

社会结构的扭曲加剧经济不平等，扩大分配差距。两者相互强化，无论效率，还是公平，都会受到损害。

 

近年来，农民收入中的转移性收入不断提高，通过政府补贴增加农民收入，短期看确实缩小了城乡差距，但如果这个群体的就业创业能力没有提升，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就难以持续。

 

农民外出打工可以缩小发展机会的差距，再加上允许户籍迁移，到相应城市可以入户，并且在住房、子女教育、养老等方面获得同等待遇，其发展机会，尤其是下一代的发展机会就更平等。

 

因此，政府要放弃以静态地理概念来缩小区域差距和分配公共资源的传统做法，要转向以动态社会来设计优化，让公共资源的配置、布局跟随人走。

 

 

魏后凯表示，近年来，广东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城乡协调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但相比较而言，城乡差距仍较高，城乡差距缩小幅度较小，不同地区间城镇居民、不同地区间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

 

要从根本上打破不平衡状况，关键是将新型城镇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双轮驱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

 

首先，对于珠三角和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侧重点有所不同。珠三角地区要着力解决农村尤其是外围农村发展滞后问题，粤东粤西粤北地区要着力解决产业支撑和城镇带动乏力问题。

 

其次，要贯彻落实大食物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夯实粮食安全底线。第三，要分区分类施策，全面加快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第四，要多种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建立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第五，要强化联农带农机制，实现“联村带村”，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鼓励强村带弱村，并强化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联农带农机制，充分发挥产业园在促进村庄协同发展中的作用。

 

 

陆铭表示，广东在集聚发展中正在促进相对平衡：人口不断集聚，但人均GDP的城市间差距在缩小。

 

要更好发挥都市圈引领作用，建议以“协商制”推动都市圈区域一体化，借鉴广佛同城化建设经验，强化一体化的行政区改革，还应优化轨道交通路网和站点设计，更充分地释放核心城市对珠三角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人口和土地资源的一体化配置是关键。一方面要加快城市群内部流动人口市民化和城市间积分累积互认，对于长期稳定就业居住的外来人口，确保以实际居住年限和社保缴纳年限为主要标准，加快推进市民化进程；另一方面要增强土地管理的灵活性，增加住宅用地比例，实施低效利用的工业和商服用地转住宅用地，放松容积率管制，多管齐下，提高都市圈内部的土地利用效率和经济密度。

 

 

王昌林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区域发展协调性明显提高，民生福祉大幅提升。但人均收入水平仍然不高，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建议实施“135”战略，着力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高品质生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就是要锚定一个核心目标，即培育壮大高水平中等收入群体。要着力培育高水平的中等收入群体，使中等收入的标准与广东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广东现代化建设进程相协调，建议以家庭（三口之家）年收入达到20万元作为中等收入群体的起点，实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行动，努力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3”就是要明确三大主攻方向，即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5”就是要夯实五大关键支撑，即强化科技创新、实体经济、人力资本、公共服务和体制机制的关键支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余斌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大学校长、华南理工大学校长高松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郑永年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书面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