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的制度是最好的预期。针对当前预期转弱的情况，要发挥好财政政策在引导社会长期预期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要经常化、制度化地对重大财政政策、社会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阐释说明，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深化财税改革，努力向社会传递清晰明确的制度建构方向。

 

首先，“双向”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做对做好全社会激励机制。稳定和发展经济需要激发所有成员的内在活力，可通过双向推进税改，做对做好全社会激励机制。我国税收制度的基本框架形成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总体而言是一套与我国人民较低生活水平税务部门较低征管能力相适应的工业社会税制模式。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现行税制已在诸多方面显示出不相适应的方面，需要深化改革。一是要加强对资本利得的税收管理，清理不合时宜的税收优惠政策，与劳动所得一样公平征管。二是适当降低劳动所得的税收负担，形成“勤劳致富”“知识致富”的正确激励，鼓励社会成员通过自己的劳动、提升知识技能等获得收入和改善提高生活水平。这方面可以做的事有：继续扩大综合所得的范围、适当降低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保持对劳动所得的长期激励。目前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和深圳等地，均实行了个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不超过15%的政策，受到广大科技人员的热烈欢迎。可考虑在适当的时候或扩大综合所得的范围，渐进式下调个税最高边际税率，以形成对于劳动所得的合理鼓励，进一步做对做好社会的激励机制，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三是稳妥处理好数字经济的相关税收问题。经济数字化在给全社会带来效率与福利的同时，也对包括税收制度在内的政府治理带来新的挑战，确需进行应对调整。但在方向上，一定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平台企业的税收问题、新经济新业态的税收问题，都要放到这一维度上进行考量，防止既定思维和行为惯性对新经济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

 

其次，深化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改革，有序扩大财力空间。总体而言，我国政府债务水平处于可控与安全范围内，政府目前还掌握有一定程度的债务空间可用于应急和缓冲。综合各方面的情况看，未来我国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基本上是一个确定事项，有鉴于此，有必要通过调整债务结构来增强债务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目前，我国债务结构性压力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债与地方债结构不合理，前者轻、后者重。二是一般债和专项债结构不合理，前者轻、后者重。三是显性债和隐性债结构不合理，前者轻、后者重。调整的方向也很清楚，一是增发国债，减少地方债，二是增加一般债，减少专项债，三是增加显性债，减少隐性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的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内一系列重大战略任务的安排布置，可在适当的时候启动债务结构性调整工作，以稳定结构换取债务总量增加。

 

最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做好自己的事，建设好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是应对国际风云变幻的根本对策。我国有14亿人口、9亿劳动者、4亿中等收入群体、1.5亿市场主体以及世界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发达的基础设施条件，经济韧性强、回旋余地大，长期而言，这是我们应对甚至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大的底气。要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契机，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科学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在市场管理与建设方面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推动劳动力、资本、数据等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加快全国范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为劳动力流动、城市化水平提高等夯实基础。要用好当前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机会，进一步统筹省级财政资源，强化省级政府的辖区责任，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体化改革。

 

作者：冯俏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教授、宋恒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