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冲突和地缘经济矛盾已经引发了一系列深度互联的全球风险，包括可能会在未来两年持续困扰世界的能源和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以及生活成本和偿债成本急剧上升的问题。与此同时，这些危机会破坏国际社会为了解决长期风险而开展的各项行动，尤其是和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相关的风险。

 

自2006年以来，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发布《全球风险报告》。本文主要总结2022年对全球1200多名学界、商界和政界专家开展的《全球风险感知调查》（Global Risks Perception Survey，GRPS）的结果。

 

 

（一）生活成本危机加剧

 

全球生活必需品价格高企，部分地区家庭负债上升。疫情暴发前，生活必需品价格已现上涨趋势，俄乌冲突进一步推升必需品价格。尽管随着全球供应链恢复，必需品价格已较2022年4月峰值有所下降，但核心必需品价格涨幅仍远超整体通胀。中国放松防疫政策或将再次推高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并给供应链韧性带来挑战。此外，部分经济体家庭负债上升，全球抵押贷款利率已升至十多年来新高，预计将导致购房者还贷成本上升35%。

 

生活成本危机或为短期危机，但将造成长期影响。GRPS受访者普遍认为，生活成本危机将在未来两年内继续加剧，此后将逐步缓解。但生活成本危机会导致脆弱群体基本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进而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供应链不畅问题持续则会导致核心通胀居高不下，央行将被迫进一步加息，这将加剧债务困境风险，导致经济面临长期下行压力。

 

生活成本危机对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打击尤为严重。必需品可负担性和可获得性问题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生活成本上涨对索马里、苏丹、南苏丹和叙利亚等脆弱国家影响尤为严重，突尼斯、加纳和埃及等国则同时面临粮食和债务危机。此外，若极端天气与必需品供给问题同时出现，则可能会在贫困国家引发人道主义危机。

 

（二）全球经济下行

 

各国央行快速加息加剧了经济衰退风险。目前，发达经济体总体失业率较低，通胀压力持续或将导致央行进一步加息，以免通胀预期脱锚。2022年，在国际清算银行监测的38家央行中，近90%的央行加息。随着利率快速上升，出现意外后果和政策失误的风险较高，过度加息或将导致长期经济下行和全球经济衰退。即便经济下行相对可控，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也会放缓至2.7%，约三分之一的经济体面临技术性衰退。

 

衰退或将始于发达经济体，但发展中经济体面临更大挑战。预计2023年发达经济体增长率将降至1.1%，欧盟、中国和美国三大经济体将继续面临增长挑战。发展中经济体则面临经济困境和更艰难的政策权衡。面对美元走强，一些国家虽已采取外汇干预措施应对货币贬值和偿债负担加重问题，但由于当前市场波动性高，投资者美元资产需求持续上升，大量资本正流出宏观经济基本面较弱的市场。截至去年10月，投资者已从新兴市场债券基金中撤出700亿美元。

 

（三）地缘经济战风险上升

 

地缘政治因素显著影响各国经济政策。GRPS受访者将地缘经济对抗列为未来两年全球面临的第三大风险。疫情和俄乌冲突导致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政策更多服务于地缘政治目标。为促进本土生产、实现自给自足，以及尽量减少外国干预本国关键行业，各国采取了供应链回流和友岸化、补贴、收紧投资审查、要求数据本地化、将外企排除于某些市场外等措施。上述政策始于中美关系恶化，但其他市场目前也有类似趋势。

 

地缘经济战将产生多重外溢效应。利用经济杠杆实现地缘政治目标可能导致各国陷入互不信任的恶性循环。未来两年，若各国以国家安全和提高经济韧性为由降低相互依赖，则可能适得其反，导致韧性和生产率下降。多边治理机制面临更大压力，世卫组织在疫情期间被政治化，世贸组织出现了上诉机构瘫痪问题。此外，发达国家控制资本、劳动力、知识和技术流动或将进一步扩大发展鸿沟。

 

（四）气候行动缓慢无序

 

气候行动面临较大阻力。70%的GRPS受访者认为，全球应对气变措施无效。七国集团私营部门当前承诺表明，到本世纪中叶气温将上升2.7摄氏度，远超《巴黎协定》1.5~2摄氏度的温控目标。当前能源危机本可鼓励能源进口国投资安全、清洁且廉价的可再生能源，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经济压力限制甚至逆转了可再生能源开发。欧盟至少花费了500亿欧元扩大化石燃料供应及所需基础设施建设，部分欧洲国家重启了煤电站。

 

未来两年，减缓气变总趋势不太可能迅速加快。《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届缔约方会议未能达成淘汰所有化石燃料的协议，表明平衡短期需求和长期目标存在困难。决策者日益面临能源安全、可负担性和可持续性的权衡问题。

 

绿色转型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绿色转型效果与转型速度同等重要。当前气候诉讼数量正在上升，面对企业瞒报排放量及“洗绿”（greenwashing）行为，加强净零排放监管呼声日益高涨。一些国家已强制企业披露排放量，但许多企业仍未开始评估或管理气候风险。此外，严重依赖化石燃料产业的国家认为，绿色转型需考虑因去碳化而利益受损的群体，并以此为由拖延转型进程。在经济形势恶化和投入成本上升背景下，上述挑战或将延缓对绿色生产方式的投资，在重工业和高排放量行业尤为如此。

 

（五）社会两极分化加剧

 

两极分化导致全球抗议增多，民主程度下降。近来各国选举、公投和抗议活动中，移民、性别、种族、宗教和气候等问题上的两极分化不断加剧。此外，有迹象表明，两极分化可能导致民主国家衰落。全球生活在专制国家的人口比例已从2011年的5%升至2021年的36%。

 

错误和虚假信息加速社会凝聚力下降。当前部分群体借助社交媒体传播极端主义信仰并影响选举，破坏了民众对各类信息和政治进程的信任。GRPS受访者普遍将错误和虚假信息列为中风险，短期在各类风险中排第16位。当前网络信息监管和民众教育存在不足，加上随着自动化和机器学习的广泛使用，模仿人类生成文本的机器人和针对政治家的换脸技术将加剧错误和虚假信息传播。

 

 

（一）自然生态保护面临多重挑战

 

自然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将急剧加速。自然环境保护与气变关系密切，会相互影响。当前气变形势严峻，若无法实现《巴黎协定》1.5~2摄氏度的温控目标，自然灾害和降水变化将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热浪与干旱已造成大规模死亡，海平面上升及暴风雨天气导致了物种灭绝。短期内，北极海冰、暖水珊瑚礁及陆地生态系统面临最大风险，其次是森林和海藻与海草生态系统。受气变加剧影响，生态系统缓解气变的作用将会削弱。例如，山火会焚毁有助于吸收二氧化碳的森林。

 

粮食安全与自然保护间面临权衡。许多专家认为，土地使用方式变化对自然威胁最大。当前农业和畜牧业用地占全球陆地面积的35%以上，是野生动物减少的最大直接原因。粮食危机使保障粮食安全与恢复陆地生物多样性相冲突。保护生态的农业方案在商业上很难与产量至上的生产方式竞争，在人口密集国家尤为如此。为缓解地缘政治及粮食供给压力，各国提倡更多在本土生产，以降低进口依赖，这可能会以牺牲生态系统为代价。

 

清洁能源发展对生态系统构成潜在威胁。由于不了解相关技术可能给生态系统带来的风险，向清洁能源转型过程中，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可能会影响生态系统，导致栖息地消失、噪声及电磁污染和外来物种入侵等问题。发展清洁能源所需金属和矿物资源多分布在监管能力较弱的欠发达国家，其资源开发模式可能加剧自然环境破坏。此外，由于绿色转型时间紧迫，为加速碳捕获、碳清除而采取的基因编辑、地球工程和太阳辐射管理等技术试验期较短，也可能带来潜在风险。

 

（二）全球面临疫情遗留影响和医疗资源紧张问题

 

疫情遗留冲击将会与潜在健康风险相交织。疫情导致人们生活质量下降，医疗开支增加，同时挤占了癌症、肺结核等疾病的医疗检测资源，并导致其他疾病疫苗接种率下降。气变和环境问题带来的健康压力也在上升，空气污染、热浪和洪涝灾害等均有致病风险。全球变暖将延长疟疾和登革热等疾病的易传播期，气变导致的粮食安全问题也将加剧营养不良。

 

医疗部门将面临资源紧张问题。疫情加重了医疗体系压力，2022年9月，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职位空缺率达10%，超700万人无法及时获得非紧急治疗。疫情暴发前，世卫组织已预计2030年全球医护人员缺口将达1500万。许多国家医疗通胀预计会继续超过GDP增速，医疗部门将面临资金压力，居民医疗成本将上升。多国已出现医疗不平等现象，高收入群体可支付高价在私立医院就医，而低收入群体只能依靠持续承压的公共医疗。

 

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恶化将影响人类健康。当前全球危机导致经济压力和必需品供应紧张，部分民众面临温饱问题，即使健康群体长期也将受到生理和心理影响。此外，地缘政治紧张关系或将限制共同研发和科研成果分享，从而限制各国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等风险的能力。药品和医疗产品出口限制可能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并演变为对食品等多种生存资源的控制，从而对人类健康产生复杂影响。

 

（三）国防安全领域出现新技术和新冲突

 

军用技术发展迅速，国际军事新架构逐步形成。当前全球军费开支占GDP比重呈上升趋势，此前日本宣布将国防开支提高至1050亿美元，占GDP的2%。国防开支增加将推动各国追求先进武器，会给全球带来不安全因素。目前，私营部门研发的半导体、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技术虽主要以民用为目标，但将间接推动军事技术发展。国际军事架构方面，国家集团的影响力将不断扩大，各成员国在安全、贸易、创新和标准等领域的联系将日益紧密。发展中经济体将进一步卷入全球军事扩张，但低收入国家或将因技术壁垒被排除在外。

 

新一代军用科技发展或将加剧冲突。随着科技发展，未来战场将遍布海陆空、网络空间和外太空，部分国家正在发展反卫星武器和超音速武器。量子计算可用于探索隐身技术所需新材料，网络和信息技术也将促进军用科技发展。多领域新技术同时出现将对全球安全产生复合影响，破坏地缘政治稳定并加速军备竞赛。此外，拥有核武器国家仍在推动核武库现代化，并在开发新型运载系统。

 

武器扩散被滥用或将威胁民众安全。许多军民两用技术的资金、信息和情报门槛较低。例如，生物技术进步使小团体甚至个人有能力创造病原体，低成本无人机可用于攻击基地和燃料箱等。私人获得军用技术后，可能会对农业和水资源、金融系统、运输、能源以及通信基础设施等造成破坏，直接威胁民众安全。

 

（四）数字化可能会破坏隐私

 

科技发展和数字化进程令隐私权面临威胁。人脸识别技术、可分析情绪的生物识别技术以及聊天机器人等人工智能引发了对隐私保护的担忧，部分企业和政府已采取措施规范此类技术应用。未来十年，随着生活进一步数字化，电子设备、智能基础设施和智能城市将记录个人每日经历。元宇宙将通过收集和跟踪面部表情、步态、生命体征和语音语调等敏感数据增强这一趋势。

 

数据滥用将侵犯公民权利。在美国，数据可在公开市场出售且目前监管有限，因此执法机构无需获得授权即可购买定位数据。例如，理论上讲，美国警察可使用车牌对应的定位数据来起诉州外堕胎。因此，谷歌宣布将自动删除其用户位置数据以保护公民权利。各国政府已认识到敏感数据及其滥用带来的安全问题，并致力于加强监管。但以国家安全名义过度收集并滥用数据的潜在威胁尚未得到充分关注。

 

政府未来需权衡科技创新与数据安全。数据收集与流动对科技创新及自动化至关重要，但未来政府将更难权衡数据应用带来的创新优势与隐私权损害。同时，随着数据日益集中在部分私营企业手中，政府或将加速实施数据开放政策，这有利于推动广泛创新，但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隐私泄露。

 

（五）全球面临债务困境

 

各国政府债务水平上升的代价正逐步凸显。2022年，发达经济体广义政府总债务达到GDP的112%，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约为GDP的65%。但当前货币政策紧缩和经济状况恶化首先给部分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造成严重影响。2023年，全球普遍出现经济衰退将抑制通胀，利率将停止上升。但短期出现国际收支危机的风险上升，中长期或将出现信贷紧缩。由于新兴市场银行持有大量本国国债，政府债务困境可能会蔓延至银行、家庭及养老基金。

 

债务国面临偿债成本上升及债务重组进程受阻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紧急贷款规模已创历史新高，并分配了6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但目前仍有50多个国家需减免债务，全球一半以上极端贫困人口生活在这些国家。部分债权国自身财政空间缩小，但国内支出需求不断增加，因此对救助陷入债务困境的国家犹豫不决。目前，仅乍得、埃塞俄比亚和赞比亚三国在参加二十国集团债务处置共同框架下的债务处置。债务问题迟迟未能解决反映，地缘政治和经济局势日益复杂，且债务缺乏透明度。

 

发展中国家可能因债务问题出现投资缺口。面临债务问题的发展中经济体或将受制于债权人要求，导致财政资金流出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等社会需求最大的领域。此外，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未来需在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上扩大投资，这将对其他公共支出和服务造成影响。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则将继续利用产业政策等优势获得融资以支持能源转型，这将进一步扩大国家间差距。

 

 

自然资源供需缺口日益扩大。近年来，供应链危机凸显了传统战略部门迫切需要提高韧性。2022年，全球面临严重粮食安全问题的人口较2019年增加了2亿，无法使用电力的人口增至约7.74亿，与疫情前持平。此外，食品、水及关键金属和矿产需求正在上升。预测显示，未来十年，全球食品消费每年将增长1.4%，而食品生产年增长率仅1.1%。据估计，2030年水资源供需缺口将达40%。关键金属和矿产方面，到2050年，石墨、锂和钴的年需求预计将达到2018年产量的4.5倍。

 

全球合作与气候行动是解决资源供需矛盾的关键。到2030年，全球能否实现资源供需平衡，主要取决于全球合作能否实现资源跨境自由流动，以及气变对自然资源供给和低碳转型速度的影响。基于上述两个关键因素，报告提出了2030年全球资源形势可能面临的四种情景。

 

一是在资源合作情景下，各国仍面临资源匮乏危险。该情景假设，到2030年，全球能够合作应对危机，且气候行动和灵活供应链可缓冲气变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但仍无法避免水和关键矿产资源短缺问题。矿产和金属等商品价格上升将阻碍气候行动，并导致整个价值链的通胀压力上升。水资源紧张会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日益严重的卫生和人道主义危机，但在该情景下，危机将会相对可控。

 

二是在资源约束情景下，各国面临不同困境。该情景假设国际地缘经济合作在2025年后恢复，但适应气变的投资、措施及技术无法跟上气变速度。在上述条件下，不同地区农业生产将受到不同程度冲击。高纬度、高收入、高科技国家受影响较小，而资源安全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将长期面临气变和债务危机。

 

三是在资源竞争情景下，各国面临资源自给自足危险。该情景假设世界强国能够加速气候行动，但致力于追求关键资源自给自足，未顾及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对抗加剧，竞争集中在金属和矿产领域。在上述条件下，高收入国家可提高自身粮食产量，缓解全球食品和水资源竞争。但国家间粮食安全鸿沟将会扩大，新兴和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冲击，尤其是依赖国际援助提高粮食产量的国家。此外，以关键金属和矿物为核心的国际竞争将催生新地缘政治集团，破坏矿产资源丰富和贫乏国家间现有同盟关系，并可能导致非法活动和冲突升级。

 

四是在资源管控情景下，各国面临资源战危险。该情景假设，到2030年，气候行动投资未能及时控制气变影响，同时地缘政治较量不仅促使关键金属和矿产资源武器化，还加剧食品和水资源短缺问题，使自然资源危机从负担性问题转变为获得性问题。上述因素将引发饥荒和水资源短缺，导致全球出现大量难民，其社会经济影响远超其他情景。为确保民众的必需品供给，国家干预将会更激进。国家间对抗也将超出经济领域，跨境冲突和暴力行动会愈发普遍。

 

 

为提高长期风险防范能力，报告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是加强风险识别和预测。由于此前低估宏观领域的“灰犀牛”和“黑天鹅”风险，当前全球未能做好应对风险准备。低估风险反映，全球面临高度不确定性、信息不足、数据相互矛盾和认知偏差带来的挑战。为识别未来风险，可借助地平线扫描（horizon scanning）和情景分析等工具，检查定性和定量数据中的“弱信号”，以更好预测新兴趋势。此外，需了解不同风险间的联系，以更好分析各类风险的轻重缓急。

 

二是重新审视未来风险。为优化风险防范方案，不应将风险优先级与短期利益挂钩。若过度优先考虑当前危机，则会陷入全球冲击的反复循环，应避免为管理当前危机而不合理占用资源，导致影响未来风险防范。仅靠短期决策或长期考量均不足以应对当前复杂挑战，企业和决策者需采取长、短期双重视角，平衡当前危机管理与长期风险防范。

 

三是投资构建多领域、跨部门风险防范机制。首先，部分短期风险应对措施可同时给多个领域带来长期积极影响。例如，健康和教育投资既可满足当前社会需求，也有利于长期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可提高社会应对气变等多种风险的能力。其次，许多全球风险可能会造成类似后果。例如，网络攻击、社会动荡或极端天气均可能导致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中断。因此，增强关键领域的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在各种情景下应对多种风险。最后，随着全球风险相互交织，各方需共同承担风险防范责任，地方和中央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团体应发挥各自优势。

 

四是强化全球风险防范合作。应对全球风险就要在全球层面加强协调与合作。近年来，多次出现关键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政治化或部分瘫痪的情形，这可能会阻碍全球就风险防范制定相应规则或达成协议。振兴多边治理机制和多边组织对于应对未来全球风险至关重要。此外，在资金协调、研究和数据共享方面加强跨行业和跨国合作，将有助于及时发现新威胁苗头。由于未来风险前景错综复杂，各国既要在国内做好应对全球风险的准备，又要加强国际合作，通过集体行动做好应对各类风险与挑战的准备。

 

*原文为世界经济论坛（WEF）发表的年度报告《Global Risk Report 2023》（见https://cn.weforum.org/reports/global-risks-report-2023）。本刊获WEF授权编译出版。

 

作者：益言

 

原文《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23年全球风险报告>》全文将刊载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主办《中国货币市场》杂志2023.03总第25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