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全要素生产率，首先需要理解生产率这个概念。生产率是指投入与产出之比，常用于衡量单位投入的产出水平。从投入的角度看，生产率可分为单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前者指产出与一种要素投入之比，比如劳动生产率为产出与劳动投入之比；后者指产出与综合要素投入之比，包括资本、劳动、能源及其他要素等两种或多种要素的组合。全要素生产率概念自提出以来，不少经济学者都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理论观点和计算方法，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提出的“索洛余值”。总的来看，全要素生产率代表了除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之外的其他所有要素对产出的贡献，反映了资源配置状况、生产手段的技术水平、生产对象的变化、生产的组织管理水平、劳动者对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以及经济制度与各种社会因素对生产活动的影响程度，决定着经济内涵型发展水平和潜在增长率高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是要在给定的要素投入水平下，通过改善技术、人才等要素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来增加总产出。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后，继续保持稳定较快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是这个国家或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重要因素。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十几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并达到一定收入水平后，都缺乏增长动力，无法持续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收入水平较低时主要通过模仿式创新推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在达到中高收入阶段后，却难以通过原创性创新来转变发展方式，最终导致经济停滞不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与此相伴随的，正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放缓或者停滞不前。而那些取得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大都是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后实现了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一般来看，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因素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与研发投入。技术创新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动力。加强科技研发投入、加强新技术的应用，能够推动生产过程更加集约高效，并减少对资源要素投入的依赖和对环境的影响，同时能够推动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与创新配置，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是制度创新与结构性改革。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加强产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等，能够完善市场机制、促进要素流动、推动技术扩散、消除市场扭曲；同时，推动企业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方法和工具，能够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管理效率，更好适应市场变化。这些都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是经济全球化与开放效应。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能够通过国际经贸网络促进贸易流动、资本跨境配置、技术扩散外溢等。这不仅有利于企业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也能够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带来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设备，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四是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是知识创造与技术进步的重要载体。加大教育投入与技能培训，能够有效提升劳动者的基本素养与创新能力、增强劳动者与岗位需求的适配性等，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从长远看，这对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自身资源禀赋特点出发，运用好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个比较优势，在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过程中吸引和承接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并对其进行适应性改造，迅速缩小了我国产业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走出了一条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参与全球分工推进工业化的道路，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从供给侧看，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主要体现在生产要素供给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资本丰裕度不断提升以及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供给条件发生较大变化，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逐步减弱，加之能源、土地供给和生态环境约束加剧，继续依靠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变得越来越困难，经济潜在增长率不断下降。从需求侧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内需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强。加之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地缘政治冲突交织，加大了世界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也给我国发展带来了诸多风险挑战。这意味着，我国经济要摆脱粗放扩张的生产力发展传统路径，必须积极拓展先进生产力发展空间，以此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断创造和扩大新的市场需求。破题的关键就在于，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尽快从粗放型发展转向集约型发展。

 

　　 作者：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