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快发展、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世界经济格局东升西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等，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实施的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更大范围的开放面临地缘政治经济冲突加剧风险。更大范围的开放，旨在扩大国际市场空间，对内从沿海向内陆、沿边延伸，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对外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5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紧张局势加剧，在未来两年内可能是主要风险。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供应链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加剧了世界经济的风险和不稳定性，增加了“一带一路”项目推进难度和建设成本。美国政府以高关税为工具，实行面向欧盟、中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增强了地缘经济对抗风险，全球贸易和投资面临下行压力。特别是美国建立国际联盟，对华实行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和投资安全审查，我国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提升全球资源配置效率，受到西方大国在岸、近岸、友岸外包政策和供应链“去中国化 ”、“去风险化 ”的限制，更大范围的开放面临地缘政治经济冲突加剧的风险。

 

  更宽领域的开放面临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更宽领域的开放，主要是扩大开放的产业范围，从制造业扩展到服务业，旨在以开放促创新促发展。与传统制造业开放不同，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服务业对外开放等更宽领域开放将面临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从制造业来看，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重点引进高技术领域外商投资，可能面临关键核心技术被外资控制、关键产业被外资锁定价值链低端、外资大规模转移引发供应链安全等风险。从服务业来看，放宽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电信等领域外资市场准入限制，可能面临金融安全、文化安全、医疗数据与隐私泄露、意识形态安全等风险。

 

  更深层次的开放面临技术安全和网络安全风险。更深层次的开放，主要是深化要素市场开放，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要素流动型开放从低端的劳动力、资本、技术向高端的高技能人才、金融资本、高技术、数据等领域纵深推进，旨在推动生产要素流动自由化便利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旨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由AI生成的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引发的伦理和社会风险、AI技术广泛运用致使隐私和数据泄露的数据安全风险、AI快速替代人类导致大规模结构性失业引发的就业风险、AI系统失控和数字监管缺位引发的网络安全风险等，已被《2025年全球风险报告》等列入重要风险。目前网络安全已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系统性问题。2025年，随着AI在我国的迅猛发展、应用和普及，更深层次开放面临的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风险值得高度关注。而面对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对华高标准设限，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度型开放中，如何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加快建立和完善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相匹配的监管和风险防控体系，仍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