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经济增长靠什么？ 如何重启经济增长之动力
2020-05-26 10:16:58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大疫之年的“两会”备受关注。今年中央政府没有提经济增长目标，把工作重心放在保就业、保民生及扶贫脱困上。
那么，今年的经济增长靠什么？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保就业保民生并不意味着放弃经济增长，想要达成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的目标，经济增速也需在4%以上。
真实的情况是否如此？
本文探索经济目标与民生、改革、增长之关系，揭示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
本文逻辑
一、经济目标：是否设立？
二、就业民生：如何保障？
三、经济增长：如何实现？
（正文6500字，阅读时间约20分钟）
01、经济目标：是否设立？
2019年底，中国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保六”的争论，我在《中国经济2020 | 改革性5%＞刺激性6%》分析了政府是否应该设立GDP目标的问题。
2020年“两会”，中央政府罕见地未提出今年的GDP目标。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大疫之年，民生压力大，不设经济目标，有助于保就业、保民生及扶贫脱困。
到底要不要设置经济增长目标？
在自由市场中，经济学家普遍不主张设置GDP增长目标。张维迎教授在五年前便呼吁取消GDP目标，认为GDP目标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
前苏联开启了计划经济模式，以五年为期推行五年计划。历年来，中国延续了这一政策，制定五年经济发展计划，设立一系列经济增长目标。
反对设置经济增长目标的理由并不复杂，在一个市场经济体中，国家经济增长是无数市场主体，包括企业家、工人、工程师、个体户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技术创新、市场交易、社会组织及经济政策复杂作用的结果。
根本上来说，市场是一个自发秩序，不是一个由中央权力主导的经济体系。任何个人、组织都无法确定经济目标，无法决定经济走势。
当年米塞斯与兰格大论战时，米塞斯认为计划经济的问题在于缺乏价格体系，无法做货币核算：“便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因为没有货币核算， 他也无法做到使生产符合消费者的需要。”
哈耶克从知识分散、自发秩序出发，推导出国家无目标理论（并非不作为）。他认为，国家这一强制性力量与过去的部落统治方式最大的不同，是它没有必要再为整个共同体制定统一的目标并集中财富去实现这一目标。现代政府“普遍的、无目标的抽象行为规则取代了共同的具体目标”，“以此保护个人的自由领域不受他人的强制或侵犯”。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经济无目标论或国家无目标论是完全成立的。但是，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完全自由市场经济体。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到现在依然是一个“转轨型国家”。转轨型国家与自由市场最大的区别是，大量的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上。政府对经济信息及资源的掌控力很强，经济增长需要政府释放更多资源。
在转轨型国家，政府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只有政府打开资源闸门，市场才能够发挥作用。如果政府不批这块土地，这块土地资源就很难增值，无法盖工厂、建办公大楼；如果政府不放开价格管制，商品经济很难兴旺，外资及技术难以进入国内市场；如果政府不破除行政垄断，私人资本则无法进入该领域投资。
这并不是说政府在经济增长中起到多大的作用（企业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而是政府掌握着大部分资源，包括土地、资本及经营许可权等。过去四十年，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也是政府资源对外释放、市场逐渐形成的过程。
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是官僚激励体系。
2008年，为答谢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科斯组织的中国改革问题研讨会，张五常撰写《中国的经济制度》，指出以县际竞争为代表的地区间竞争，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县际竞争机制的核心在土地的利用上，尤其是土地使用权的自由转让上。
土地资源松绑，市场才可能兴起。在八九十年代，中国实行财政包干制，官员以经济指标为政绩考核，各级政府努力招商引资，批租土地，兴建工业园区及基础设施，想办法提高当地的财政税收和经济效益。
这就是我们说的唯GDP论。县际竞争机制下的GDP政绩考核，很大程度上释放了政府手上掌控的资源和权力。更多的原本政府控制的土地兴建了产业园区，更多的垄断领域向社会资本开放，更多的外资及技术引入中国。
以GDP考核的官僚激励体系，是释放资源，解除管制，打破垄断，促进市场兴起的重要动力。
图：转轨国家的资源配置与经济目标，来源：智本社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从经济计划时期到转轨经济时期，再到市场经济时期，资源集中度不断下降，目标考核也在发生变化：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掌控了大部分资源，政府需要非常全面而详细的经济计划和目标。
在转轨经济时期，经济目标的作用是倒逼改革，释放市场资源。GDP考核和财政包干制倒逼各级政府相互竞争，将各类资源及权力下放给市场，把舞台重新交给市场，让企业及企业家各显神通。
这个逻辑是：先激励官员，释放市场资源，然后才有可能激励企业家及科学家。
到了转轨经济后期，经济目标逐步转弱，国家治理目标不断强化，主要包括法治体系、民生福利、公共用品等。
只有到了真正的自由市场时期，政府完全退出市场，国家才能推行哈耶克主张的“国家的无目标性”。此时资源集中度相对较低，政府掌控力度有限，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既无力又无效。政府的主要目标是提供公共用品，提高社会福利，降低交易费用。
前些年，中国媒体批判唯GDP论（唯GDP论确实有问题），试图降低GDP考核压力。若GDP长效考核机制被打破，又无法建立更加科学的官僚激励机制，这无疑不利于继续深化改革、破除资源垄断及保持经济增长。
在当下经济转轨阶段，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全国上下还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拾基于GDP长效考核的官僚激励体系。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倒逼改革，释放资源，促进持续增长的动力之源。
今年受疫情冲击，暂缓GDP考核，转而保民生保就业及扶贫脱困，是否更加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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