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依旧严峻，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疫情中起到的作用十分关键。因此，确保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内需潜力，激发市场活力，培育内生动力，有效应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短期冲击和挑战，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无论是抗击疫情取得重大胜利，还是经济较快地走向复苏，都有财政发挥的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二级巡视员、研究员张俊伟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上半年，在经济运行既有的下行趋势之下，叠加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经济运行面临复杂而困难的局面。在此背景下，我国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维持了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也为抗疫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财力支持。与此同时，在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后，通过减税、发放消费补贴、增加中小企业贷款担保等全力支持了企业的复工复产。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卞永祖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推动经济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尽快复工复产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首先，加大对医疗相关产业的支持，对中国尽快走出疫情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加大对生产医药、防护产品以及检测试剂等企业的支持，也对控制疫情蔓延、减缓群众恐慌情绪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的复工复产。通过减税降费，减轻企业压力，帮助企业尽快复工复产，维护了就业稳定。

 

再次，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托底的作用。扩大专项债规模，加快重大工程建设进度，有力提振了经济。另外，财政支持也稳定了基层运转，对提振社会整体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上述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

 

“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稳投资、促消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张俊伟表示，在稳消费方面，通过增加转移支付，保工资、保运转，维持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消费，稳定了基本公共服务（公共消费）。同时，增加了对困难群体的救助，托底居民消费。

 

而在稳投资方面，增加新基建，改善新型基础设施；保重点项目投资，增加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稳定财政运行、稳定政府债务运行，避免了财政风险爆发，稳定了市场信心。同时，增加对中小银行的资本金注入，增强了抗风险能力、增加了对额的贷款服务。

 

卞永祖表示，积极的财政政策一定程度上，对稳定投资和促进消费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一方面，加大对重大工程的财政投入，会带动一大批相关行业的投资，另一方面，通过减税降费等方式减轻企业负担，也激发大量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从而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进而为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卞永祖对记者表示，从全球看，疫情仍然愈演愈烈，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仍然在加深，必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外围环境不利。从国内看，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但是常态化防控机制还要维持较长时间，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很大。同时，我国经济仍然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因此，需要更多的投入。“下半年，我国仍然要维持积极的财政政策，甚至要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促使经济更快、更好发展。”

 

张俊伟则表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财政赤字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这为政府有效应对疫情和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提供了巨大的灵活性。从实际情况看，由于我国较好控制了疫情，且复工复产工作进展相对较好，同时，二季度我国的出口呈回暖态势，这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个人判断，当前还看不到下半年调整财政政策力度的必要性。”张俊伟指出，毫无疑问，当前仍有很多企业、行业面临比较严重的经营困难，但这种困难更多是疫情冲击下结构调整压力的一种表现。疫情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也改变了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一个过程，不是增加刺激政策的力度就能够很快完成的。因此，需要转变观念，增加对较低增速的忍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