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的改革从农村起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实行，改革逐步向城市推进，城市改革的重点是搞活国有企业。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可是国内理论界对公有制基础上怎样发展商品经济却存在不同的看法，而且产生了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公有制与商品经济能否结合。

 

传统的观点认为，商品经济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不同所有者之间才能形成商品交换。基于以上判断，人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国有企业与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进行商品交换；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也可以进行商品交换；由于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国家，国有企业之间却不能形成交换关系。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认为国有企业间的生产资料交换并非真正的商品交换，而只是保留了商品的外壳。

 

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过去借鉴“苏联模式”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结果并不成功；而在公有制基础上搞商品经济又无先例可循。为了解决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的结合问题，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开始对所有制进行改革。所有制改革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国有企业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推行承包制、股份制（公司制）、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断创新公有制实现形式；二是改革所有制结构，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83年处理年广久“雇工”问题。安徽私人企业主年广久雇工100多人，赚了100多万元，很多人主张动他，而邓小平同志说“不能动”。邓小平同志作这个表态当然不只是要保护年广久，更重要的是借此释放出中央支持民营经济的信号。之后，非公有制经济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起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所有制形式及其结构的改革，必然要求改革收入分配方式。首先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后，能否允许运用多种分配方式？这一问题不回答好，非公资本不可能参与国有企业股改，而且非公经济也不可能大胆地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企业参与全球化竞争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与管理人才，若不允许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企业不仅难以引进人才，也难以留住人才。

 

为了调动全社会生产要素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于是我们党着手对分配制度进行创新。其实早在1985年邓小平同志就讲过，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五大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党的十六大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多次强调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原来的计划体制已明显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一个重要原因，是非公企业作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不可能听从于国家计划安排。针对这一问题，中央决定先从改革计划体制入手，逐步推动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上世纪80年代启动的政府职能改革以及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其实都是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铺路。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党的理论也不断创新。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党的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从党的十五大到十七大，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得以完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改革实践每前进一步，党的理论创新也前进一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为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直接来自于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