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又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提出的，他指出社会主义具有三大特征：第一，生产资料全部由社会占有（公有）；第二，生产要素由社会中心统一调配（计划调节）；第三，消费品在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而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则实行按需分配。在理论逻辑上，以上三大特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支点，彼此相互依存，是马克思为未来社会构造的科学制度体系。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上世纪50年代初，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辑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该教科书根据苏联的经济建设实践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作了概括，即“社会主义经济＝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个概括被理论界称为“苏联模式”。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开始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当时对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没有经验，而能参考借鉴的只有“苏联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10年，我们编制并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得以不断恢复和发展；但同时照搬“苏联模式”的弊端也逐步显现出来。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同志在杭州系统研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结合中国实际与党内有关同志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同志批评说，苏联教科书脱离实际，有的观点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这表明，从那时起我们党就已经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理论反思。

 

毛泽东同志批评苏联教科书脱离实际和背离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苏联模式”脱离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实际。我们知道，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是指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超越了商品交换关系限制的社会发展阶段，而事实上无论苏联还是我国都尚未达到这个阶段。遗憾的是，这种反思由于各种原因并未持续下去，当时也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成果。

 

我们长期沿用“苏联模式”，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国有企业普遍缺乏活力，物质供应严重短缺；国家计划高度集中，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衡；收入分配平均主义盛行，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1978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这一年我们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并由此拉开改革开放的帷幕。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的判断。

 

“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进一步推动了全党解放思想。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鲜明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且明确讲“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立足中国实际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