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以来，伴随全球经济下行、贸易和政策等不确定性上升，各大中央银行重回宽松周期，政策利率不断走低，此前尚未完成货币政策正常化的经济体在低政策利率的泥潭里越陷越深，2019年9月12日欧洲中央银行、丹麦中央银行先后将政策利率降至-0.5%、-0.75%水平，主要经济体开始回归政策负利率。2019年第三季度以来，日本、德国、法国这三个发达经济体10年期国债收益率集体持续为负（日本从2019年3月起转负、德国从5月起转负、法国从7月起转负）。而在相对悲观的预期下，包括存款、债券、贷款等各类资产中的负利率现象也愈演愈烈，德国开始以负收益率发行30年期国债、丹麦部分银行开始发放负利率房贷。在整个负利率传导体系中，首先是货币当局将政策利率下调至负值，其次是各类金融产品（债券、贷款等）的收益率随之下降，因而研究全球固定收益市场的负利率浪潮，首先要从各国货币政策制定的角度出发，理解为何在2010年之后的新常态，低（负）利率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政策选择。

 

　　目前全球经济疲软，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中美贸易摩擦与英国“硬脱欧”相关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IMF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逐步进行下行修正。对于发达经济体2019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从2018年第三季度的2.2%持续下调至2019年第三季度的1.9%，其中对德国经济增长预测的下行修正尤为明显，显示了悲观的预期。2020年的经济形势则更加充满不确定性，对美国2020年的经济增速预测在一年内从2.6%下降至1.9%，而新兴经济体下行风险更大。可见，全球经济从一致复苏转向同步衰退，是本轮负利率政策席卷全球的最主要背景。这也是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债危机之后，第二次政策负利率的广泛实施，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负利率PLUS”阶段。

 

　“负利率PLUS”的直接原因：利率安全垫狭窄

 

　　自2018年起，受国际贸易摩擦升级，民粹主义运动泛滥和金融市场不稳定性上升等多因素共振影响，全球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迫使各国中央银行政策又重返宽松。2019年，美联储转向降息，欧洲中央银行重启QE。在大国货币政策外溢影响下，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多国中央银行也转向宽松，全球中央银行几乎一致地采取了低利率稳经济的措施。然而，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宽松最大的不同在于各国现行政策利率中枢普遍偏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基准利率高于零利率不足100个基点，也就意味着传统货币政策的调控空间远不及危机前水平，中央银行刺激经济的力度严重受限。稍加降息，就很容易再度陷入负利率的深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