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短期冲击不可持续，长期萧条可能性不大

 

首先，从疫情持续时间上来看，一般三个月到半年，极端情况不会超过一年。中国的疫情防控虽然短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但无疑是成功的。欧美等国家的社会制度、文化和行为模式虽然与中国有所不同，但是最终也不得不采取类似的疫情防控模式。

 

中国的经验表明，只要减少群体性活动、减少出行和近距离接触，疫情就会短期受控。以当代人类的认知能力、决策水平和医疗水平，即便考虑部分地区有复发和反复的可能，从社交防控、医药研制、疫苗培育等几个方面预测，疫情受控和社会秩序恢复也不会超过一年。

 

第二，与“大萧条”时期不同，疫情对需求和供给的影响不会持续。1929年大萧条时期，欧美等国家仍然以前两次工业革命的纺织、铁路、钢铁、汽车等制造业为主，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各产业关联性强、抗风险能力差。一旦出现总体的生产过剩，就会造成大量失业、消费低迷，再加上股市暴跌、投资萎缩，使经济出现了长时期的衰退。

 

如今全球的产业结构比1929年复杂百倍，不仅有二战以后的石油化工业、通信产业，1990年以后的电子计算机、互联网、通信、现代制药等新兴产业而也不断壮大，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娱乐、金融、健康等服务业成为经济的主体，各行各业的供需变化虽然彼此相联系，但此消彼长、遵循各自的规律和节奏，若非疫情这样的冲击，已经很难出现各行各业的供给和需求同时向下共振的情况。

 

本次虽然从现象上出现了罕见的各行各业供给和需求同时断崖式下跌，但背后的原因却与1929大萧条截然不同。由疫情防控造成的短期供给冲击和需求萎缩，既不是不可逆转的总供给严重过剩，也不是不可逆转的总需求不足。相反，一旦疫情受控，供给短期即可恢复，需求也会在三个月到半年时间内逐步复苏。

 

第三，各国政府的逆周期调控能力与国际合作。经历过二战以后几十年的逆周期管理经验积累，尤其是美联储经格林斯潘、伯南克两届主席日益精准成熟的调控艺术积累之后，2020年，面对本次新冠疫情的经济冲击和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各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反映更加迅速、更加协调。这与大萧条时期各国政府缺乏应对经验和应对手段截然不同：彼时，一方面金本位制限制了各国央行发挥稳定作用的空间，另一方面，逆周期货币宽松政策化解流动性风险的经验尚未成熟，也没有使用积极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的一致行动，直到1933年罗斯福新政才逐渐摸索出一些恢复经济的方略。

 

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冲击和全球股市暴跌，各国纷纷及时采取了降息举措和大规模的财政救助计划。比如，美联储3月3日紧急降息50BP；3月15日，再次下调100BP至零利率；3月23日推出无限量QE政策；3月27日，特朗普总统签署2万亿美元经济救助方案支持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居民，经济救助规模占2019年GDP比重约为11%。

 

又比如，英国3月10日跟随降息50BP；3月17日，发布3300亿英镑的政府贷款计划，并直接向企业提供200亿英镑的税收减免和资金补助；3月18日，再次降息15BP，至0.1%；3月20日，政府将为无法工作的人员支付80%的薪酬，在最初的三个月里，每月最高2500英镑，经济救助规模占2019年GDP比重约为16%。

 

澳大利亚也于3月12日宣布一项176亿澳元的财政计划；3月23日，澳洲政府承诺额外提供664亿澳元的支持，累计财政救助规模占GDP比重接近10%。

 

德国的经济救助力度最大，3月23日，默克尔政府拿出7500亿欧元的纾困方案一揽子计划；3月25日，德国议会授予政府紧急状态权利，允许无限制发债，同意暂停债务上限，同时拟推出一项用于救助小企业和自由职业者的民生政策，计划总预算为500亿欧元，累计财政救助规模占GDP比重高达22%。

 

此外，得益于二战以后形成的成熟国际合作机制，面对本次疫情冲击，各国虽然在跨国人员流动方面采取了减少航班、限制非本国居民入境等措施，但国际金融和经济合作非1929年大萧条时期可比。1929年大萧条期间，各国采取了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其中美国的进口平均关税提高到47%。本次疫情爆发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但是几十年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国际对话机制仍然在发挥作用。面对股市暴跌带来的流动性危机，美国、欧盟等积极进行货币互换合作，在3月26日召开的G20领导人特别峰会上，各国承诺采取一切措施抗击疫情、保护生命、重振经济。

 

第四，新技术革命与新供给扩张周期。虽然近代经济史上各国走出经济衰退的方法、路径各不相同，但每一次真正拉动经济走出衰退，都离不开技术创新引领的“新供给扩张”。比如让美国经济彻底走出了1987年股灾后的经济危机的，其实是1990年代的生物制药、新材料、互联网等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新供给不断创造新需求；让美国经济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也是3G、4G、智能手机为基础的新技术、新模式所引领的新供给扩张。

 

“新供给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总需求变化影响经济周期，但站在总需求变化背后的是“供给结构”：当经济体中新供给产业占主导地位，则一个单位的有效供给会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有效需求，总需求逐渐大于总供给，则经济增长速度自然会上升；反之，当老化供给主导了供给结构，一个单位的供给会创造越来越少的有效需求，结果当总供给逐渐超过总需求，经济增速下行。1929年大萧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前两次工业革命之后的“供给结构老化”所造成的产能过剩。在没有新供给扩张的背景下，即使罗斯福新政出台了一系列复兴和救助计划，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衰退，也没有办法开启新的经济上升周期。

 

本次新冠疫情爆发正值新一轮工业革命的起点，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即将迎来“新供给扩张期”。面对这次疫情冲击，凡是前期信息化、自动化技术应用较多的企业，受冲击越小，复产复工速度也比较快。因此，疫情冲击不但不会阻碍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进步，反而会极大地刺激这些新技术的应用，从而使“新供给扩张周期”加快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