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应对“短萧条”的政策建议

 

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不是“大萧条”，而是“短萧条”，虽然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动荡，进而有可能打击消费、投资，延长经济衰退时间，但毕竟疫情冲击并未伤害社会运行机制，也未恶化经济结构。对企业而言，虽然造成收入巨减、利润恶化、甚至资金流动性困难和供应链中断，但是并未伤害到大部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正如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接受CNBC采访时说的，“比起1930年代的大萧条，当前的危机更像是一场暴风雪或自然灾害。”

 

那么如何应对“短萧条”呢？

 

第一， 救助、恢复政策出手要快。

 

虽然本次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比欧美要早两个月，但相对而言，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行动较快，而在出台经济刺激政策方面则表现得更为矜持。这一方面或出于更长期的结构性考虑，另一方面也与决策体制、经济决策效率和决策谨慎习惯有一定关系。当前，一季度各项经济数据即将公布，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个体经营者受冲击而关闭的情况将在二季度逐步显现，因“居家隔离”形式潜藏的实际失业情况也将在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后逐步暴露出来。因此，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无论是救助企业，还是刺激投资、消费，都出手宜快不宜迟。一旦错过最佳时机，中小微企业、个体经营户已经大量关门倒闭，再出台救助政策，就会事倍而功半。

 

第二，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发挥大国稳定作用。

 

无论是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还是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都曾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稳定作用。本次疫情冲击和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发生在近几年以美国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但是反对隔岸过火、以邻为壑，坚持积极推动国际合作的政策，则是有利于全球经济，也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3月30日，从上海出发、满载疫情防控物资的商用飞机降落纽约机场，据了解，后续还将有几十驾次飞机从中国起飞向美国运送疫情防护物资，类似的中美合作对于全球战胜疫情、稳定全球供应链、提升全球信心、推动经济复苏更是至关重要。

 

第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改革政策要解放思想。

 

货币政策应继续降准、尽快降息，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相对于欧美而言，虽然中国货币宽松的空间和降息空间都很大，但是由于货币决策部门背着“货币是否流向实体经济”、“是否大水漫灌”等各种实践、理论和舆论“包袱”，在这次全球降息中独自缺席，货币流动性释放力度也相对较少。事实上，在经济面临“短萧条”时，货币政策毫无疑问应该执行逆周期调控的本位工作，果断大幅降准、降息，而不应该自缚手脚于“货币流向微观机制改革”、“房地产调控”等多年不曾实现的“理想”。

 

积极财政政策要用创新办法打开收支空间。除了调高财政赤字率到3%、发行特别国债之外，若按2019年国有企业盈利的50%现金分红，可增加非税收后入1.3万亿。

 

改革政策应着力于放松供给约束，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中国的很多行业都存在不合理的资格、专营权、价格、数量等方面的管制政策，其中大部分都是没有及时取消而沉淀下来的“短期供给约束长期化”。此次，为了防控疫情所形成的很多“供给约束”都是权宜之策，疫情受控以后应该尽快取消，全面减少行政计划手段对市场的干预，消除计划经济遗留的“沙砾”，进一步放松对生产要素、各行业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约束。 

 

（滕泰系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哲系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