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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环境变化之下中国金融面临的新机遇和挑战

经济观察报 / 2020-06-16 18:15:42
原标题:「宏观经济论坛」2020年经济怎么走?还有两三年调整期,保住企业才能有就业
 
全球金融环境变化之下中国金融面临的新机遇和挑战
 
2020年,中国经济受到的冲击和政策的应对调整,将会成为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注脚。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给全年经济增速设定目标,强调做好“六稳”和“六保”工作,将就业优先放在首要位置。与此同时,上调财政赤字率和专项债额度,发行抗疫特别国债,货币政策更加有针对性地向中小企业倾斜,稳企业和发挥市场主体活力被当作是检验政策落地效果的直接指标。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巡视组组长赵华林、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及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管涛,分别从新基建与国企改革、经济调整与宏观政策的配合、保企业与稳就业的操作路径、全球金融环境变化之下中国金融面临的新机遇和挑战进行讨论。
 
压力测试
 
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冲击前所未有,这是一场对中国宏观调控的压力测试。虽然没有设置经济增长目标,这并不代表增长不重要,保民生和保就业以经济稳定为基础,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
 
疫情的影响快速传导至就业,受冲击最大的是餐饮、旅游、娱乐、文化、家政、物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就业会减少。2019年,城镇就业44247万人,其中私营企业职工1.3亿人,个体户0.9亿人,外出农民工17425万人,本地农民工11652万人。2020年1-4月,城镇新增就业354万人,低于上年同期105万人。4月失业率6.0%,失业人员2500万人左右。此外,由于疫情部分农民无法工返城就业,4月约有1700万人农民工未返城。
 
新成长经营主体减少,就意味着新增就业数量也会减少。祝宝良表示,企业压力会反映在就业和财政收入上,政策调整在需求侧和供给侧同时采取措施,供给端通过各种措施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要想办法恢复需求。
 
政府工作报告将2020年财政赤字率提高到3.6%,赤字规模比2019年增加了1万亿元,此外又发行了1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地方专项债额度提高至3.75万亿元,全部财政扩张达到GDP的8.5%。全球主要经济体也纷纷启动刺激计划,美国、德国、澳大利亚陆续宣布扩大刺激计划,刺激规模均达到了本国GDP的10%,而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全球推出的刺激措施在GDP中的平均占比为4.5%。
 
“两会召开之后政策趋势已经非常明确,有三个大原则:一是保底线,二是留有余地,三是要转危为机。”李稻葵说。
 
李稻葵认为,这次两会没对经济增长提出硬指标,就是怕地方政府为了GDP指标搞一些短期来看似乎能够稳住经济,但是长期来看会留下隐患的措施;因为经济还有两三年调整期,国际经济形势还会变化,所以政策要留出空间。
 
李稻葵进一步解释,因为明后年的经济情况不会一下子就扭转过来,国际形势还会变化,所以把一些政策的“子弹”留下来,中央层面也是留有余地的,比如这次的特别国债券只发了1万亿元,之前很多预测,包括我预测是1.2万亿元,这次只提了1万亿元的特别国债券,为什么只提1万亿元,我的理解是担心明年年经济还不能完全恢复,所以留有余地。
 
另外一项压力则是如何有效扩大内需,稳定和扩大内需是基础,中国选择了启动“新基建”来对冲内需下滑风险,并且希望可以同时实现产业升级。
 
“新基建”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按照报告要求,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
 
需求刺激着力点在哪儿?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在哪儿?需求侧刺激和供给侧改革良性互动的结合点又在哪儿?赵华林给出的答案是新基建、国企改革和推动国企改革促进新基建。
 
赵华林表示,新基建是需求刺激的着力点,但投资还需要“好钢用在刀刃上”,“刀刃”的选择有三个标准:一是规模足够大且对经济的带动效应足够大;二是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三是目前的短板。
 
“标准一主要体现了投资需求的刺激作用,标准二和标准三则体现了需求侧刺激对供给侧增长的积极促进作用。这三个标准体现了对需求和供给良性互动的关注。新基建符合上述三个标准。”赵华林说。
 
很多人担心新基建的投资是否会重复2009年4万亿的负面效应。比如“一哄而上”、重复建设,目前各地市陆续公布了2020年重大项目投资计划,新基建占重大项目比很大,一些地方的城投公司跃跃欲试,借着货币政策放松的“东风”积极融资,随之而来的产能过剩、杠杆过高将侵蚀过去几年“三去一降一补”的成果。
 
“如何防范新基建重蹈覆辙,关键在于供给侧改革的约束和发力。”赵华林说。
 
做好准备
 
今年4月,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这比三个月前的预测大幅下降了6.3个百分点。
 
全球经济是否会陷入严重衰退引起讨论。乐观的看法是,疫情对经济影响是短期冲击,世界经济会出现较大幅度衰退,但不会发生大萧条和金融危机。悲观的看法是,在全球经济处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债务、高风险的背景下,疫情会严重冲击实体经济并导致金融危机,出现大萧条。
 
管涛表示,未来全球经济前景仍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尽管各国预测经济可能在下半年恢复正轨,出现V型反弹,但是国际经济组织和主要国家的央行都对此表示不乐观,比如5月17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需要一段时间恢复经济将会恢复,可能会一直持续到明年年底,直到2021年底。
 
“非常规货币政策难以全身而退,短期来看在全球货币大放水的情况下,金融市场风险资产价格出现了大幅的反弹,有可能会让全球重导资产泡沫化的覆辙,一旦未来非常规货币政策启动退出,金融条件收紧,有可能会刺破资产泡沫,2019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正常化半途而废,就是前车之鉴。”管涛说。
 
“目前还很难判断经济是否会出现大萧条,但是危中也有一些机遇,同时也要看到对这些问题要做好准备。”祝宝良表示。
 
祝宝良提醒,全球货币都在放松,但是中国的利率还是正利率,还处于正常的货币政策区间之内,这样短期有热钱会流向中国,中国的资本市场短期有一定利好,同时要防止一旦海外开始退出政策,热钱会再次流出去。因此,一方面要让利率市场化,让利率浮动,同时要对资本市场进行适当地管制,不过正常的外资还是会呈现流入。此外,结构性的通货膨胀问题需要关注,农产品价格可能还会上升,但是部分大宗商品的价格是在下跌的。
 
管涛认为,从中长期来看,由于资本的大量流入,加上中国本身的金融市场扩大开放,这种情况下,资本的大量流入也会加大未来流出的冲击隐患,要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
 
未来两三年,中国经济将会走出怎样的轨迹?李稻葵判断,未来两三年,可能还是比较艰苦的,会出现一些考验耐心和定力的国际上的重大变化。
 
“经过两三年的努力,我们应该能够打开一个新局面。”李稻葵表示,中国经济的主要市场在国内,而且以中国经济为核心拉动了东南亚、东亚地区的产业链;此外,技术创新基本上能够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很多创新能够实现自主,一旦这个局面形成,还会有十年左右比较快速的增长,在6%左右从2020年到2050年,中国经济只要保持4%左右的增长就够了。
 
改革开放
 
在内部和外部经济受到双重压力之时,《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配置市场化体制机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下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这两份重磅文件传递出明确信号:提升经济活力和激发市场潜力,需要通过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来实现。
 
管涛认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五个方面的挑战:第一,杠杆率存在进一步上升的风险,在宽流动性、低利率的情况下,中国的高负债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杠杆率会阶段性上升;第二,会出现竞争性贬值的压力,这对中国的经常项目收支,对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地位都会带来一定影响;第三,资产泡沫化的风险,主要是体现在全球宽流动性低利率的情况下,人民币估值的优势可能会迅速被透支,出现资产估值的泡沫化;第四,国内物价稳定的挑战,在短期来看由于供求两端都受到抑制,中国面临的主要是通缩压力,有通胀的问题也是结构性的通胀,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中国既有通胀的风险,也有通缩的风险;第五,资本流动冲击的风险,在全球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会重新面临资本的大量流入。
 
在对外开放方面,管涛还表示,要提高附加值,扩大商品和服务进口,发展服务贸易,金融上要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
 
祝宝良表示,中国经济目前除了要为金融风险做好充分准备,还需要关注企业经营困难的问题,一季度的经济损失在3万亿元左右,其中企业的利润损失将近2.2万亿元,供应链和产业链关乎国计民生;此外,今年地方财政收支压力非常大,同时还面临着改善民生的问题,还要偿还部分过去的债务,隐性债务、还本付息的压力也都在。估计全年财政收入要减收1.5万亿元,这就是财政赤字要适当扩大的原因之一。
 
“以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突破口的国企改革为供给体系更好适应新基建投资需求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赵华林表示,国企的“混改”是为改而“混”,“混”是形式,“改”才是目的,通过引进非公有资本投资者来推进运营机制改革,新基建中亟需市场化导向的互补性和协同效应,混改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重复建设、过度融资。
 
李稻葵表示,经济在酝酿新的增长机遇,但也要对未来两到三年的经济短期冲击做出预案;最终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两到三年的调整,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让中国经济再回到一个比较健康的或者是更加健康的、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轨道上来。
 
“未来两三年,就是要下过去下不了决心,做一些基础性的技术投资,经过两三年调整,中国经济的科技发展、产业升级会有一个更好的基础。”李稻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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