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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历史溯源:新中国经济发展格局演进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董志勇 李成明 / 2020-10-20 11:41:51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格局经历了多次调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独立自主完成了早期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这一阶段主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改革开放后,在国民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我国逐渐形成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国际大循环逐渐占主导地位。但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以及国际环境变化,我国适时提出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早期工业化阶段(1949—1978)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的工业基础薄弱。不同于西方工业化过程,它们通过殖民剥削等方式完成早期原始资本积累,而中国只能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这必然要面临从内部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就确立了“156项工程”,这些工程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条件,走上了重工业优先发展道路。为支撑国家工业化建设,在“一五”期间实施了“一化三改”,并在全国实行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农业集体化的高积累支持全国工业化,形成以国家意志集中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构建起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形之手”主导的国内循环体系。从1949到1978年,我国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我国重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比由7.9%提高到42.6%。在短短不到30年的时间内,我国快速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初步积累。1970年代初期,我国建立起种类齐全的完整工业体系,某种意义上为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工业化基础。而后,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美日德等40余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打破了西方经济封锁和孤立局面,这又为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但由于从农村过度提取剩余和重工业偏向,我国工业结构和农业结构严重失衡,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结构再平衡成为下一步工作重点。
 
(二)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民经济调整(1978—1988)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将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拉开了改革开放序幕。在体制机制上,围绕所有制结构改革和市场机制培育,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转型[1]。具体来看,改革首先从农村入手,逐渐形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自主性得以提升。一方面,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农业经济蓬勃发展,仅到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就比1979年提高了34%[2]。另一方面,农村改革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农民收入大幅提升,形成了城乡互动新格局,工业化从大城市开始扩展到乡镇农村。数据显示,1978年到1988年间,中国乡镇企业吸纳就业人数从2830万增加到接近9500万,到1989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比重上升到60%[3],这为进一步扩大开放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无形之手”在国内循环体系中扮演日益重要作用。但这一阶段中国的外储需求等日益提升,“关键是必须把出口创汇抓上去”成为工作重点。
 
(三)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形成(1988—2006)
 
1987年10月,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王建研究员提出《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1988年初,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党中央要求组织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不仅将把我国沿海开放地带推到国际市场上去参与国际交换和竞争,而且从根本上说,必将有力地促进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了新的浪潮。随后,我国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放松了劳动力流动管制,且取消了票证制度,我国进入了货币化时期。随后,我国加速了经济体制改革进程,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分税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重点领域改革,并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我国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全面形成,到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依存度峰值一度达到64%以上,中国占全球出口额比重由第7位跃居为第1位[5],此时国际大循环处于主导地位。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下,我国逐渐跃居全球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国,并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双环流格局[6]。中国通过出口商品积累了大量外汇,由原来的外汇短缺和国民储蓄短缺变为高外储和高储蓄的国家,同时也造成了对外依赖度过高、国内经济严重失衡等问题。
 
(四)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调整(2006—2020)
 
由于经济高度对外依赖,中国国际收支长期顺差,两头在外的经济发展格局弊端逐渐凸显。而且,国内经济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人口老龄化,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原有发展格局难以为继。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指出,要“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我国进入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的调整期。金融危机后,全球生产过剩,我国对外出口受到冲击。由于内需难以短期自发形成,我国紧急出台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开始加快调整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转向内循环为主的模式。2011年“十二五”规划进一步强调“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但财政刺激下的内循环马上就带来了产能过剩、债务高企等问题,到2016年重化工业几乎全部进入产能过剩。我国又适时推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但在“补短板”和“降成本”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截止到2019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下降到31.9%,但依然远高于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这一阶段,我国逐步转向内循环,但“负债——投资”模式并不可持续,长期发展还有赖于形成市场长效机制,而且在更为复杂的国际形势下,需要进一步优化调整发展格局。
 
(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确立(2020—)
 
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并“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201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关注“补短板”。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7月21日,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进一步阐释了双循环的基本内涵。随后,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与此同时,中央已着力推动双循环发展格局,相继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等,而且还在积极推动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RCEP协定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成为中长期经济政策指导思路,对“十四五”规划和中长期发展也将产生重要影响。
 
[作者简介] 董志勇(1969-),男,山东临朐人,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成明(1989-),男,山 东莒县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摘选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作者:董志勇 李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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