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兵教授结合实证分析，对“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以来，对沿线国家治理所发生的四个方面（即腐败控制、政府效能、政治稳定、规则质量等四个维度）积极变化作了“量化”比较和分析，就未来提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传播力与影响力提出了可操作的建议。

 

以下是沈国兵教授发言：

 

 

第一，新时代背景：中国国家领导人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提出“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以高质量供给满足日益升级的国内市场需求。”并强调“要优化升级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体系，深化对内经济联系、增加经济纵深，增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加快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率先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指出，“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

 

据此，新时代下虽然依托国内市场的大循环是重要的，但是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功能，对标国际营商规则着力推进全面开放，加快构建一个要素市场化配置、国内国际竞争有序的统一大市场提升我国供需适配性，这对建设中国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至关重要(沈国兵，2020）。在此背景下，本文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的制度质量影响的角度，考量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在营商环境制度质量方面产生的溢出效应。

 

第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统计比较。截至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量高达1727.7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7%，远高于2003年的4%。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收中国海外投资的存量占比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存量增速反而呈现出边际递减的趋势。

 

第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的制度质量。世界银行的专家Kaufmann和Kraay等开发了“世界治理指标”，从六大维度对一个国家的营商制度质量进行了分解：一是腐败控制（ControlofCorruption）；二是政府效能（GovernmentEffectiveness）；三是政治稳定（PoliticalStabilityandAbsenceofViolence）；四是规则质量（RegulatoryQuality）；五是法治水平（RuleofLaw）；六是话语权和问责制（VoiceandAccountability）。该制度质量指标数值越大，则表示该国营商环境的制度质量越好。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的制度质量会受到其本身历史的惯性影响，为此，本文通过使用两步法系统GMM进行实证分析，重点考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对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制度质量的影响。在控制了一系列相关控制变量之后，使用GMM模型研究结果发现：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改善了东道国的制度质量。特别是，在腐败控制、政府效能、政治稳定、规则质量这四个维度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法制水平也是促进的但不显著，而对东道国的话语权和问责制度则是负面的，反而呈现出对中国很不利。据此，对于刻意误解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部分西方媒体，需要使用国际规范的语言对其进行批驳，化解阴谋论带来的负面形象，加强与东道国的沟通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