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企业技术创新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一）宏观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创新资源配置依然存在扭曲错配在宏观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面，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创新资源错配现象。

 

其一，中国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形成了“重应用研究、轻基础研究”的研发投入资源配置格局，基础研究面临投入“短板效应”。基础研究决定了一国科技创新的原始创新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科技创新进程中的基础研究水平不断提升，但基础研究水平的提升需要大量经费的支持。受制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与财政能力，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总量保持高速增长，但依然面临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不高的现实局面。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总量年均增长为10%以上，但相对于科技创新发达国家，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仍存在明显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R&D经费的比重为6.77%，已连续5年保持6%以上。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R&D经费的比重普遍维持在15%—25%，而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仍然处于低位。企业主导的基础研究 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创新型企业开展前沿技术开发与高水平国际科技合作。

 

其二，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存在“主体错配”。中国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格局面向主体层面形成了“企业主导、政府和科研机构协同”的配置格局，但在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面依然面临制约，具体表现为民营企业科技资源要素配置程度不高，面向企业层面的研发资源配置集中于试验开发经费和应用研究经费，企业主导的基础研究配置强度较低。民营企业由于创新基础相对薄弱，创新资源的获取和配置体系均面临制约。“十四五”时期，中国R&D经费突破3万亿元大关；2023年，中国R&D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65%。中国R&D经费投入强度与发达国家特别是OECD国家的差距日益缩小，整体上中国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强度不断提高，企业R&D经费投入占全社会R&D经费的77.7%，企业成为科技资源配置主体。从民营企业创新投入强度来看，2024年，全国工商联发布《2024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全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的研发费用总额为1.39万亿元，占全社会R&D经费支出的41.88%，但存在行业过度集中、研发人员占比过低、单个企业研发投入规模与世界一流企业差距较大等现实问题。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24年欧盟产业研发投资记分牌》，全球研发投资最多的2 000家企业包括欧盟企业322家、美国企业681家、中国企业524家、日本企业185家。在全球前10强入榜的企业中，中国仅华为一家民营企业上榜，位列全球第6，而美国则有谷歌、Meta、苹果、微软等6家企业。中国企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民营企业基础研究的人才基础十分薄弱，总体上不具备从事前沿技术和未来技术需要的基础研究资源配置能力，在前沿技术突破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存在巨大障碍。

 

（二）中观企业创新生态：企业主导的全球

 

创新生态依然薄弱创新生态系统是跳出单一微观企业创新的中观概念，其强调创新主体、创新要素和技术体系与整个创新制度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面向主体层、政策层、要素层和技术层等多层次的创新生态系统。

 

其一，从创新生态系统的形式来看，创新生态系统包括产业层面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和存在于特定产业生态中的企业创新生态系统。随着中国“走出去”与“引进来”的步伐不断加快，整个产业体系逐步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和创新网络之中。在创新过程中，企业主要是通过整合全球或跨区域的生产要素构建开放式创新生态，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外向型的开放创新生态体系。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在深度走出去的过程中，主要依靠的是市场走出去和产品走出去等模式，立足创新走出去的企业“出海”模式严重匮乏，限制了中国企业在全球有效牵引、配置高端创新要素的能力，一定程度上难以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具体来看，不管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传统产业，中国整体上缺乏科技领军企业，企业研发创新强度不高，如在历年欧盟发布的《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榜单中，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汽车零部件等行业中的中国上榜企业数量远远低于美国。

 

其二，从企业主导的全球创新生态构建来看，仅部分民营企业具备构建全球创新生态的能力，如华为、字节跳动等通过深度国际化战略布局建立强大的海外创新网络和研发中心。创新型人才配置能力不足进一步弱化了科技领军企业牵引全球创新生态的基础能力，具体表现为中国研究型大学博士毕业生等高层次人才的就业范围集中于高校、科研机构和部分国有企业，而对科技领军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就业青睐度严重偏低。长期以来，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偏向于研究型人才培养，科研培养方向与企业实际应用存在较大程度脱节，论文研究与产业技术研究的“两张皮”现象十分突出，一定程度限制了支撑科技领军企业构建全球创新生态所需要的人才要素配置。在创新生态内的要素融通方面，中国部分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缺乏有效的合作平台和机制，不同类型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难以与大型企业、国有企业、科研机构进行资源要素的有效共享。在国家和地方政府关于创新政策的制定和支持措施方面，产业创新政策的强选择性导向突出，特别是产业创新政策的规模导向常常倾向于大型企业，如研发补贴等政策建立在企业市场规模的基础上，而支持中小企业研发创新、小微企业技术改造升级的“稳定生存型”和“能力升级型”创新政策供给严重不足。在数字经济领域，大型数字平台型企业主导的数字创新生态分割现象较为突出，产生用户垄断、跨平台转换成本过高、平台市场分割和平台技术标准不一等问题，整体上尚未形成大企业牵引的、中小企业共生共益发展的全球创新生态。

 

（三）微观企业创新能力：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掣肘效应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领域的发展日新月异，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近年来，在许多前沿科技领域，一大批具有积极探索精神的科学家和产业工人在未知领域深耕，先后在芯片、国产大飞机、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和基因组学等领域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技术突破，企业创新规模、创新活动类型、创新企业家数量等呈现大幅度增长，这不仅关乎中国的科技进步，也关乎全人类对未来的憧憬。但是，中国企业突破性创新能力薄弱问题依旧突出，主要表现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产出严重偏低、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创新型领军人才严重匮乏。

 

其一，企业高质量科技创新成果供给能力不足，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产出严重偏低。长期以来，企业习惯应用导向的集成创新和改进型创新，对知识复杂度较高、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衔接紧密、原始创新能力要求更高的关键核心技术缺乏足够战略耐心。长期“市场换技术”的技术创新路径依赖导致中国大部分企业陷入技术创新“拿来主义”的怪圈之中，中国在集成电路、操作系统、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和科研仪器等重大领域存在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在技术断供、贸易制裁等不利国际经济格局下产生整个产业和核心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整体上制约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发展。在具备相对竞争优势的数字经济领域，大量数字企业依然习惯场景应用和市场开发，对数字关键核心技术和根技术创新重视程度不足。在与美国等人工智能强国竞争的过程中，中国缺少遏制竞争对手的“卡脖子”技术，难以对竞争对手实施对等制裁。

 

其二，中国主要创新主体（如研究型大学和创新型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受制于科技人才职称评价体制机制不健全、人才“帽子”评价考核因素单一化等，大量科研经费投入陷入“只投入—产出”“有产出—不转化”的怪圈之中。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2022年，中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转化率约为36.7%；国内大、中型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分别为50.9%、55.4%；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分别为56.1%和65.3%，分别比中国企业平均水平高8个和17.2个百分点；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仅为3.9%。总体来看，中国高校和企业发明专利产业转化率总体偏低。此外，中国还有很大一部分发明专利是为了评奖和获得政府补贴而申请的，本身的技术含量和产业化应用并不明显，对产业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难以有较大的支撑作用。中国科技领军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不仅限制了中国企业构建和牵引全球科技创新生态的能力，还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造成较大隐患。

 

其三，支撑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创新型领军人才严重匮乏。创新型领军人才是在高端科技中的不同创新链环节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重要人才，是攻克“卡脖子”技术、培育根技术和前沿技术的基础源泉和生产力。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频频封锁围堵中国创新型领军人才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和交流，试图切断中国利用全球科技、教育网络培育创新型领军人才的通道。一方面，美国阻挠海外顶尖科学家回国，破坏中国人才链的外循环，以“实体清单”方式遏制中国人才链内循环。另一方面，美国利用签证制度变革，吸引顶尖人才持续流向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