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数字经济在我国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技术“卡脖子”、安全合规、产业转型不均衡与国际规则博弈等问题依然突出，对“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较大挑战，主要有以下方面。

 

算力产业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当前的挑战主要体现在技术、生态和资源三个层面。在技术层面，我国在GPU芯片、先进光刻设备和EDA软件等关键领域对外依赖度高，短期内难以完全消解“卡脖子”风险，影响技术创新的自主性与可持续性；在生态层面，国产基础软件生态在完整性、成熟度与市场接受度上仍与国际领先产品存在差距，软硬件协同效应不足；在资源层面，算力供需不匹配和区域分布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如何兼顾算力供给与绿色低碳、高效运营之间的平衡，是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课题。

 

数据安全与合规治理。由于数据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与可复制性，传统产权制度难以直接适用，带来多层次的治理挑战。一方面，全球范围内对数据保护及跨境流动的法律法规尚未形成统一标准，企业面临合规成本与风险的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虽然我国通过“三权分置”实现了制度创新，但具体到数据确权方法、价值分配与资产评估等应用层面仍存在实践难题。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崛起，算法公平性、数据溯源与安全防护等问题也日趋复杂，传统的边界防护模式在高度互联的场景下有效性减弱，更加系统化、完备化的数据安全与合规治理体系亟待建立。

 

 数字消费创新与用户体验。数字消费已从线上交易演进为场景融合与互动体验，但其进一步发展受到多重因素制约。一是沉浸式终端普及面临硬件成本高、内容生态薄弱、交互体验不佳等障碍，导致相关产品及服务的渗透率相对偏低；二是线上线下与虚实空间的深度连接仍在初级探索阶段，数据孤岛与体验割裂现象较为普遍；三是数据透明度不足、隐私保护机制滞后以及算法偏见等问题，削弱了用户对数字环境的信任度，阻碍新型数字消费模式规模化普及。

 

 产业数字化转型不均衡。产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的核心，但其在创新范式、组织变革和资源分配方面仍面临严峻挑战。一是部分数字企业过度依赖“模仿+应用层创新”，缺乏在核心技术和基础研究领域的突破动力；二是传统企业面临路径依赖与结构性阻力，组织架构、业务流程与企业文化难以与数字技术深度耦合；三是创新资源向头部企业过度集聚，中小微企业在资金、技术与人才层面均面临障碍，难以获得有针对性的数字化转型方案。

 

 国际规则博弈与多边合作。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仍处于形成和演变的关键时期，各国在技术标准、数字主权与开放合作等领域的利益诉求不同，国际竞争博弈复杂。一是数字贸易规则碎片化严重，各国在关税、数据跨境流动、税收和知识产权等议题上尚缺乏统一共识。二是在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6G等前沿领域，标准制定与主导权之争不断升温。虽然我国在提案数量上居先，但在国际标准的主导性上仍需巩固提升。三是各国对于数据本地化、平台治理和内容监管等核心问题态度差异较大，需在多边框架内寻找平衡国家安全与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