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我国数字经济在“十五五”时期面临的挑战，应结合技术突破、制度建设、产业转型与国际合作多管齐下，构建可持续且具韧性的数字经济生态。

 

构建多层次算力生态。构建多层次算力生态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一是集中力量突破GPU、光刻机、EDA软件等“卡脖子”难题，同时在量子计算、光子芯片等前沿领域保持前瞻性布局。二是推动政产学研用多方协同，持续提升关键技术的研发与落地能力。三是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建设，协同云、边、端算力资源。四是建立能效考核体系，推动新型散热技术与可再生能源在数据中心的广泛应用，实现绿色低碳与经济效益的良性平衡。

 

推进AI技术的研发与推广。系统性构建AI技术创新体系是把握新科技革命机遇的关键。一是聚焦多模态大模型的算法、架构与训练优化，实现“AI大模型+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赋能制造、医疗、金融、教育等重点行业。二是推动关键基础软件生态，重视操作系统、数据库的自主研发布局，形成安全可控的软硬件协同能力。三是完善跨学科AI人才培养体系，建立灵活的激励与评价机制，为AI技术的持续创新提供制度和人才保障。四是在算法透明度、数据隐私保护和算法偏见等方面建立适应新形势的监管体系。

 

完善数据要素市场与数字治理框架。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应充分结合国家治理要求与市场需求。一是加紧完善覆盖数据确权、交易、资产评估、隐私保护等领域的配套法规，推动“三权分置”在实践层面落地；二是支持数据交易所、数据银行等平台发展，推动数据资源有效流通，探索更多数据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三是构建数据分类分级保护体系，普及隐私计算与零信任安全防护技术；四是积极参与全球跨境数据治理规则的制定与磋商，提升我国在国际数字治理领域的影响力。

 

深化产业数字化转型。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广度与深度决定了数字经济的整体成效。一是对传统企业的数字化改造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支持，引导其实现组织形态、业务流程的重塑。二是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鼓励龙头企业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成功案例。三是针对中小微企业，应设立专项扶持资金，从技术研发、数字化培训等层面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多维支持，解决转型瓶颈。

 

推动数字贸易发展与国际协调。数字贸易作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外向型领域，关系国家经济安全与全球数字治理话语权。一是在重点区域建设数字自贸试验区，采用分级分类监管、监管沙盒等机制，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数据跨境流动新模式。二是在保障国家数据安全的前提下，与国际现行规则接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兼具开放性与安全性的数字贸易制度框架。三是在多边平台与国际组织的谈判中提出中国方案，倡导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技术共建共享和跨境业务协同，共同应对数字治理难题。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数字经济迈向高质量、深层次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我国在数据要素市场、算力基础设施及新兴技术大规模应用等方面已具备先行优势，为引领产业升级和释放经济活力打下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核心技术“卡脖子”风险尚待化解，数据安全与合规治理压力仍存，产业转型发展不均衡，以及国际数字治理博弈等不确定性因素依旧存在。未来五年，只有持续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完善制度与市场环境、深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并在国际合作中积极谋划，才能在全球数字竞争格局中把握主动权，实现数字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的统筹协调，我国数字经济定能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为持久的动力。

 

作者简介：王勇，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陆树檀，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博士后。

 

原文刊发于《现代金融导刊》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