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发表于《拉丁美洲研究》2023年第2期，此为缩减版，注释从略。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奇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靓莹、熊婉婷。

 

文 | 徐奇渊 孙靓莹 熊婉婷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主要发达国家突然从长期低利率政策转向高利率政策，这些都对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带来了巨大冲击，发展中国家债务的可持续性也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尤其是一些中低收入国家主权债务的脆弱性和风险大幅上升。

 

截至2023年1月末，70个低收入国家中已经有9个国家陷入债务困境、28个国家处于高风险状态，占到样本低收入国家的53%。这对国际债务解决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国际债务解决机制本身还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过去几十年以来尤其是21世纪初以来，欧美等传统债权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中的双边债权人的地位逐渐下降，而中国的地位则大幅上升。2020年中国在低收入国家(Low-Income Countries)和中等偏低收入国家（Lower-Middle Income Countries)所有双边债权人中占比分别达到57.0%和36.3%。

 

然而，过去20多年间所有双边债权人整体上在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中的占比地位已经大幅下降。1996年参与“重债穷国倡议”（HIPC）37个国家的债权人主体是双边债权人和多边开发银行，商业债权人占比仅为10%左右。到了2020年，以债券持有人为主的商业债权人占比提高到了46%，同时多边开发银行和双边债权人占比分别为30%和24%。观察中国以外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可得出类似的结论。

 

因此，尽管中国在双边债权人中占比较高，但是在低收入和中等偏低收入国家公共债务及公共担保债务中占比仅为15.1%和9.4%。可见，在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总体解决机制中，双边债权人对于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解决所能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

 

但是在国际舆论和各种多边磋商机制中，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问题的压力则主要集中在双边债权人身上，中国又是最重要的双边债权人，因此面临最大的债务处置压力。

 

另一方面，多边开发银行、商业债权人在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中占比极高且远远高于双边债权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主体并未充分参与目前的国际债务解决机制，包括2020年二十国集团（G20）平台上推出的《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简称《缓债倡议》）和《缓债倡议后续债务处理共同框架》（简称《共同框架》）等机制。

 

而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欧美等传统债权国的双边债权规模之所以下降，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债务融资的方式发生了转变，从双边主权借贷模式更多转向了为多边机构放贷提供启动资金的多边模式或由私人部门直接购买主权债券的市场模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作为重要的双边债权人面临着更多的国际压力。事实上，中国也在积极寻求与国际社会共同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中国已经成为巴黎俱乐部的观察员国，并在事实上参照巴黎俱乐部的原则对发展中国家债务进行处置。2020年在G20平台上，中国和其他成员国一道积极推动《缓债倡议》和《共同框架》，并且在债务处置上做出了主要贡献。截至2021年年底，中国是G20成员中落实缓债金额最多的国家，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与肯定。

 

但是，中国一己之努力并不能对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为此，本文分析了发展中国家面临债务问题的原因，然后对国际债务解决机制中存在的挑战进行了分析，最后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个系统、全面、有效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综合解决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