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国内需求，仅仅依靠短期政策调节难以形成内需增长的长效机制，要在深入实施更加积极有为宏观政策的同时，把短期政策调整和中长期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形成释放内需潜力的可持续动力。

 

  宏观政策更加积极有为。一方面，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确保政策落地见效，确保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大于名义GDP增速，对总需求形成正向拉动作用；在加大财政支出强度的同时，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另一方面，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发挥好货币政策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创设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科技创新、扩大消费、稳定外贸等领域的支持。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长期以来，我国在生产环节征收消费税，消费地政府难以从中受益，对促进本地消费动力不足。要加快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定下划地方”的改革举措，激励地方政府推动扩大消费的积极性，改变地方政府“重投资、轻消费”的行为模式。增强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入清理整治各类市场准入壁垒，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完善企业简易退出制度，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对涉及重要民生领域的教育、卫生、体育等行业，稳妥放宽准入限制，优化养老、托育、助残等行业准入标准。清理不合理的服务业经营主体准入限制，放宽服务业经营主体从事经营活动的资质、股权比例、注册资金、从业人员、营业场所、经营范围等要求。加强服务供给能力建设，支持服务消费场景创新、业态融合、产业集聚，持续增加高品质服务供给，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性差异化服务消费需求。

 

  促进消费和投资良性循环。消费和投资是国内需求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通常而言，消费是慢变量，消费增长取决于当期收入和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大幅增长；投资是快变量，通过动员可在短期内实现较快增长。当前，在居民消费偏弱和社会投资内生动力不足的情况下，要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通过重点支持科技创新、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降碳等领域投资，释放新型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潜能。加强民生等经济社会薄弱领域补短板，扩大消费基础设施、消费服务功能提升类、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有效投资，加大支持教育医疗、技能培育、养老托育、文旅体育等领域项目建设，形成扩大投资与创造就业、投资于人和提振消费的良性互动。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要着力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加快落实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鼓励常住地政府推进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切实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同时，建立有效激励机制，提高常住地政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积极性，持续释放我国近3亿农业转移人口的巨大消费潜力。

 

  作者：王一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来源：《求是》202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