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宁（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选择。依托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各地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并朝着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方向发展，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根基。基于各地近年来的发展实践，可将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模式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资源禀赋驱动的内生演化模式。凭借丰富的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通过技术创新突破资源的初级开发局限，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发展循环经济，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与产品附加值，从而将资源禀赋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实现从资源依赖向产业主导转型。陕西榆林依靠得天独厚的煤、气、油、盐资源，通过大力推动技术创新，精心构建“煤头化尾”的全产业链，成功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具有高技术附加值的产业集群优势，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提供了范本。

 

二是龙头企业引领的产业生态构建模式。在产业链复杂度高、协同需求强的先进制造领域，通过引入或培育具备垂直整合能力的“链主”企业，依托其技术、资本与市场优势，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形成分工明确、协作高效的集群网络。该模式的关键在于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降低产业链协同成本，提升集群整体竞争力。安徽合肥以前瞻性眼光和耐心资本投入，成功引入新型显示产业龙头企业，并吸引包括玻璃基板制造商、终端应用企业等在内的全产业链核心企业落户。2024年，合肥新型显示产业产值达1235.35亿元，同比增长21.5%，生动演绎了从招引一个龙头到集聚一条产业链再到营造一个产业生态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实践。

 

三是产业基础衍化的路径升级模式。依托区域历史形成的制造业基础，结合技术发展趋势与市场需求，通过政策引导、技术改造与产品升级，激活存量产业资源，推动传统产业向先进制造领域转型，实现传统制造业“老树发新芽”，形成立足根基、链接未来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路径。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是江苏常州。作为长三角老牌工业基地，常州在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等领域拥有深厚的产业积淀和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群。面对新能源革命的浪潮，常州精准布局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与光伏等赛道，不仅集聚了一批代表性企业，还打造了完整丰富的新能源产品配套体系，将传统制造优势成功嫁接到新兴产业之上，从而迅速崛起成为“新能源之都”。

 

四是科技创新策源的聚变裂变模式。以高水平科研机构的研究能力为核心动力，通过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孵化体系，将科研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形成知识密集、技术领先、科技型企业集聚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湖北武汉光谷依托本地众多高水平科研机构，以光纤等领域的原始创新突破为起点，孵化集群骨干企业，并向“芯”“屏”等技术关联且更为复杂的产业领域拓展，实现从一束光到一个产业集群的发展跃迁。

 

各地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已取得积极成效，但还需解决区域同质化竞争、资源配置低效等问题。为此，可考虑构建“中央—省市—县区”协同体系，打造特色优势集群。

 

从中央层面看，需强化顶层设计和宏观引导。对各地区实施差异化战略引导，进一步健全完善绩效考核体系，建议增设跨区域协同发展的考核权重，并探索建立经济指标区域间成本共担与利益共享机制，可率先在长三角、粤港澳等地试点。以更大力度持续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建立统一的要素市场与技术标准，实现资源跨区域高效流动。

 

从省级层面看，应根据各地特点做好全省“一盘棋”的产业协同发展规划。同时，可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绘制重点产业发展图谱，为各地产业发展精准赋能。此外，建议搭建省级信息与资源共享平台，促进创新要素在省内合理流动与高效配置。

 

作为产业发展一线，县区应迅速转变角色，从传统的招商引资者变为专业的产业服务者；工作重心从给予补贴转向建设公共服务平台，聚焦产业共性需求，提供耐心资本支持。此外，需将详细的产业规划落实到具体环节和发展路径上，全力打造良好营商环境，厚植先进制造业集群创新发展的丰沃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