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改革开放新时期经济体制相关研究

 

21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推进，学界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理论体系方面进行了不少探索：一是针对市场调节自发性和盲目性，需要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一些学者对政府角色在新时期的作用进行了讨论。这些讨论承接了上一阶段的研究，认为宏观经济波动性增强使得新时期的政府宏观调控呈现出频繁和市场化的特点，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是应对经济市场化带来问题的重要方法（张辉，2009；高培勇，2018）；二是所有制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研究。研究指出，非公有制经济先后经历了“利用论”、“补充论”、“重要组成论”、“同等待遇轮”和“重要基础论”，作用越来越重要（白永秀和宁启，2018）。在新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将在所有制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方面发挥作用，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也需要公有制经济让渡发展；三是对进一步对外开放的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面。在“引进来”方面，一些学者辨析了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他们认为FDI的主要贡献在于引进先进的商业和管理模式，而不一定是高新技术（胡祖六，2004），且FDI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有正面作用（赵红和张茜，2006），FDI仍将继续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但也需要在市场准入和政策软环境方面有所约束。在“走出去”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在新时期需要完成从吸引外资到双向投资的转变，但在此过程中的结构性失衡及各具体产业所面临的问题仍待解决（梁军和谢康，2008；李辉和张荣，2012）。

 

2012年后中国经济增长开始进入下行通道，此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性被进一步强调，经济“新常态”的概念也被提出。这一时期，学界对经济体制的研究重心也发生了变化。一些学者分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原因与挑战，如李扬和张晓晶（2015）指出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原因在于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下降，这可能导致产能过剩、债务风险增大等问题，为此，注重创新和市场作用非常重要。更多的研究提出了应对经济新常态的方法，如刘伟（2016）认为，新常态下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结构性矛盾，为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发展经济的必由之路。2015年，新发展理念被提出，强调了从产业体系和经济体制两方面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被学界认为是党和国家应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创新良方（顾海良，2017；刘伟，2017）。这一时期的研究和上世纪的研究相比更具“以小见大”的特点，即对整体经济的分析和国家政策的解读切入点更为细化而多元。同时，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回顾性文章有所增多，在整体上对经济发展和政策分析更为全面细致。

 

在具体的改革领域，这一时期，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国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先前国有经济量大面广及政府财政压力过大的问题，此时改革的重点在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这一阶段，纯理论研究除了关注国企改革出现的新问题本身外，也尝试将国企改革和其他经济体制改革措施相联系。如林毅夫和李志赟（2005）认为国企改革与金融体制改革不可分离，他们认为国有企业承担了政策性负担，因此带来了预算软约束的问题，使得国企的自生能力不足；由于金融体系为国企服务，因此也变相承担了这种政策性负担。国企改革与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功需要剥离政策性负担。

 

而实证性研究则为国企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提供了实证证据。如郝大明（2006）利用2001年山东省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数据对国有企业改革效率变化进行了分析，发现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后效率显著提高，但公司资本构成和投资主体差异会显著影响改制效率。他认为提高国企改制效率的关键在于令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同时应该降低国家资本的比重。赵世勇和陈其广（2007）有类似的结论。他们从企业技术效率的角度考察了不同产权改革模式对公有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并非所有的改革模式对企业效率都有正效应，只有将公有企业的产权转移至私人手中才能显著提高生产效率。许召元和张文魁（2015）则通过构建模型模拟不同国企改革路径下的经济增长情况，发现国企改革可以通过提高资本边际产出、改善资本动态配置效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发挥外部溢出效应等途径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国有企业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初期主要是资源配置改善的效果，而后期则主要是外部溢出效应作用。这一阶段的研究延续了上一阶段的研究思路，对先前的相关现象和数据进行分析，以提出当前的改革方向，但也因为改革的不断深入，相关的研究对象也更为细致而分散。和先前的研究相比，这一阶段的研究难以找到一个具体的主题来概述主要的文献研究内容，且由于计量工具的发展，这一阶段出现的实证分析也较之前有所增长，从不同角度考察国有企业改革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也较先前有所增多，这也是其他具体改革领域中研究的特点。

 

五、结语

 

总的来说，中国建国70年来关于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早期的研究多与当时的政治思潮相联系，且多集中于对经济体制本身的讨论，研究的领域也相对比较集中；后期的研究则更多地通过考察经济发展情况反过来研究经济体制，计量方法的改进也使得实证型的文献数量增多，研究领域也更为细化和多元化。

 

从研究特点来看，多数研究观点往往受制于当时政治经济制度。诚然，这反映出研究从当时实际出发的特点，但也可以发现，学界观点对于中国探索经济体制改革道路选择有较大的影响，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争论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有重要促进作用，这得益于论战对观念统一的作用，以及其中跳出现实政治经济框架、超前于当时实践水平的观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经济发展，经济体制的相关研究呈现出更广的研究面和更细的研究领域，这使得大规模就经济发展基本问题的观点论战出现的可能性下降，可能在研究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方面会相较弱化，但这一时期的细化和多元化特点使跨界研究可以成为反哺实践探索的新领域。就研究内容而言，不少文献都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对经济增长整体起到了正面的影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收获颇丰。

 

参考文献

 

[1]白永秀，宁启.改革开放40年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经验与趋势研判[J].改革，2018(11):40-48.

 

[2]邓力群.商品经济的规律和计划[M].人民出版社，1979.

 

[3]高培勇.中国财税改革40年: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J].社会科学文摘，2018,(11):4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