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格局尚未完全形成。尽管“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已形成共识，但在具体实践中，从顶层理念到基层实践的转化仍存在差距，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夯实。当前，部分地方政府仍难以摆脱“大包大揽”的行政惯性，与此同时，社会组织整体发育不充分，其参与治理的渠道仍不够畅通；公众参与也往往面临积极性不高、有效性不足的问题。这些因素相互叠加、共同导致各方力量难以被有效整合为一个有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最终使得社会治理显得力量分散、合力不足。

 

　　传统治理能力与复杂治理需求之间存在差距。面对高度复杂、动态变化的社会现实，部分地区的治理方式仍显陈旧。首先，在法治化建设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人情社会”的传统惯性在一定程度上仍干扰着规则的严格执行，影响了治理的公平性与公信力。其次，治理队伍的专业化能力尚显不足，特别是在应对如网络舆情发酵、金融风险传导等新型社会风险时，表现出知识储备更新不及时与应对能力欠缺的问题。最后，在智能化转型过程中，暴露出“重硬件建设、轻系统融合”的倾向，各类数据壁垒未能有效破除，导致技术应用的深度与广度受限，未能充分释放其赋能治理的潜力。

 

　　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带来一系列新课题。我国正经历人口老龄化、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以及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这些变化带来了空巢老人与留守儿童的关爱服务、流动人口的市民化与社会融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利益诉求多元化下的共识凝聚等全新挑战，对传统以户籍、单位为基础的社会管理模式构成了巨大冲击。

 

　　科技赋能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仍面临障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伴随着诸多挑战。一方面，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日益凸显，如何在利用数据与保护公民权益之间取得平衡是关键难点；另一方面，数字鸿沟可能加剧社会治理的不平等，部分群体在智能化进程中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此外，技术应用的伦理规范和法律规制尚不健全，可能衍生新的社会风险与治理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