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不仅是经济工作的具体抓手，更是关乎国家发展全局和长治久安的重大部署，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和战略考量。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内在要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消费一头连着宏观经济，一头连着老百姓日常生活。当前，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1.4万美元，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更多体现为对中高端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升级。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本质上就是通过增加居民收入、丰富消费供给，让人民群众更多更公平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这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具体诠释，也是衡量经济增长成色的重要标尺。

 

  畅通国内大循环、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与韧劲的关键所在。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虽然短期内投资可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最终消费才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消费是最终需求，是一国经济循环终点和新起点的有机统一。从经济规律看，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后期，大规模投资建设需求下降，经济发展必然转向以消费需求为主要动力的新阶段。只有消费“暖起来”，经济才能“热起来”，才能形成消费引领生产创新、生产供给创造新消费的螺旋式上升，真正打通投资、就业、收入、消费的经济良性循环。

 

  构建强大国内市场、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根本支撑。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和最具成长性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市场，这是我们应对大国博弈和外部冲击的最大底气。通过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充分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能够有效对冲外需波动的影响，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长效机制”以来，我国在建立扩大消费长效机制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一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实现重大转变，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2025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7%，其中消费贡献率达到52%。我国已稳居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12年的20.6万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50.1万亿元。二是提振消费的“四梁八柱”制度框架基本建立。国家层面密集出台一系列促进消费、完善要素配置、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文件，市场体系的基础制度不断完善，消费市场设施加快联通，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比率持续下降，为消费扩大提供了坚实支撑。三是居民消费能力和品质持续提升。“十四五”期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高，居民消费结构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品质型加快升级，服务消费占比稳步提升。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仍有待提升，我国消费领域“供强需弱”的结构性特征仍然存在，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制约着潜力的充分释放。

 

  一是消费需求内生动力不强。内需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挑战，突出表现为消费率和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偏低。2024年我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约为57%，与全球发达经济体80%左右的水平相比仍有差距。其中，政府消费占比总体合理，但居民部门消费不足问题较为突出。2024年我国居民部门最终消费GDP占比约为40%，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约为62%，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约10-30个百分点的差距。这表明，我国居民消费能力受到制约，消费潜力没有充分释放，居民“能消费、敢消费”的基础还不牢固。

 

  二是消费供给存在结构性短板。部分消费领域还存在一些限制性措施，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不能充分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导致潜在消费需求难以有效释放。服务消费需求快速增长，但我国居民服务消费占GDP比重仅略超20%，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还存在差距。消费结构升级促使质量需求和服务需求较快上升，而供给结构难以适应新的变化，导致结构性过剩和短缺并存，在中高端医疗、教育、养老、交通等领域，市场准入限制较多，存在一定的供给抑制，导致供给能力跟不上需求升级的步伐，部分高端消费外流。

 

  三是收入分配格局制约消费能力。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仍然不够合理，主要体现在：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仍显不足；再分配制度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有限，社会保障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第三次分配在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方面的功能尚未充分发挥。这就导致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较大，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不足，影响了内需的持续扩大。

 

  四是宏观经济因素对消费预期的影响。内需不足本身就会影响到消费预期。对经济前景的预期会直接影响个人对就业、创业和收入的预期，增加消费、投资的堵点和卡点，影响消费支出和投资选择。特别是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收入预期转弱会导致消费收缩，产生连锁和放大效应。比如，我国房地产业曾对投资和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00年以来，我国居民部门资本形成总额（以新房购买支出为主）占GDP比重从5%左右一路上涨，2020年前后高峰期占GDP的12%，当前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对固定资产投资产生较大冲击，这直接影响居民消费预期和消费信心，给居民消费带来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全球产业链重构、技术进步对传统就业岗位的替代效应，以及部分产业面临的结构升级压力，也影响了收入的稳定增长和消费信心的巩固。

 

 

  扩大居民消费，既需要宏观政策积极有为，更需要形成长效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这要求把扩大内需战略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形成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可持续动力。

 

  增强扩大居民消费的内生动力。消费的源头是人，人的发展是消费升级的基础。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实现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的重要抓手，其核心是围绕人的全面发展加大投入，提升人力资本和民生福祉水平，从而贯通供给与需求、投资与消费，激活内生动能。首先，加大教育、医疗、职业培训等领域投资力度，通过完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使其能够适应产业升级需求，获得更高收入，从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其次，通过扩大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减轻家庭在重要民生领域的支出负担，降低家庭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从而有效释放预防性储蓄，使更多当期收入转化为现实消费，并推动消费向高品质、个性化、服务化方向升级。再次，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与升级，将为供给体系提供明确的市场指引和需求牵引，推动企业加快技术创新与产品迭代，从而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

 

  补齐消费供给结构性短板。“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落实这一要求必须破除中高端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抑制，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一是适应城镇化发展新趋势，释放城市发展提质增效的消费潜力。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从追求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和内涵式发展，这蕴含着巨大的消费升级潜力，能够带动住房、汽车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消费与投资需求。二是丰富服务消费供给，打破市场准入壁垒。聚焦人民群众对高品质医疗、健康、教育、养老等服务领域的需求，放宽市场准入，清理不合理限制性措施。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领域，促进服务业提质增效，让国内供给能够满足中高收入群体的高端服务需求。三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激发市场活力。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绿色消费、低空经济以及各类个性化、差异化的消费市场。通过创新消费场景，利用新技术、新模式激活潜在需求，使消费市场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通过“扩中提低”增强消费能力。一是着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与正常增长机制，确保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快做大第二、三支柱养老金，一方面为资本市场提供“耐心资本”，另一方面让普通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能通过机构投资分享资本市场发展的红利。二是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对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逐步建立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等社会保障待遇的合理增长机制，建立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常规化增长机制，确保全国最低标准稳步提高。

 

  完善提振消费的宏观政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强调的扩大内需，并不只是扩大政府公共支出，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一是优化宏观政策统筹协调，管理通胀预期。在宏观调控中，不仅要关注GDP增长，也要重视促进物价合理回升目标。物价合理回升，既有利于企业盈利改善，也能引导市场形成积极的消费预期，避免消费者形成“晚买就是赚”的消费延后习惯。要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将非经济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形成促消费的合力。二是优化财税激励机制，增强地方政府促消费动力。推动财税体制改革，研究建立更有利于鼓励地方政府改善消费环境的税收分享机制，使地方财政收入与本地消费规模进一步挂钩，切实增强“谁消费、谁受益”的财政激励，从根本上改变地方政府重投资轻消费的行为偏好。三是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场景。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设施和监管，降低商品流通成本，促进商品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公平有序的消费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为扩大消费创造高效规范的市场环境。加快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推进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和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工作。　　

 

  （作者：徐朝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原标题：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来源：《红旗文稿》20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