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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赋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郭朝先 / 2020-07-07 13:41:07
 
“新基建”赋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摘要
 
社会、学界和政府部门对“新基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过程,“数字基建”是“新基建”的内核。“新基建”具有新技术、新高度、新领域、新模式、新业态、新治理等“六新”特征,是“新基建”为中国经济“赋能”的条件。“新基建”具有3重属性,因而有3条途径可以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1)作为固定资产投资行为,“新基建”具有乘数效应,可以带动经济增长,并且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更能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2)作为现代基础设施,尤其是数字化基础设施,可以为经济数字化转型提供底层支撑;(3)作为数字化平台,“新基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能,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产业新生态,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服务。其中,第1条途径是短期效果,后面2条途径具有长期效果。为有效发挥“新基建”的赋能效应,需要正确处理好传统基建与“新基建”、“建”与“用”、政府与市场、创新与治理等四大关系,促进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赋能;数字化平台;高质量发展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9AJY013);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改创新项目(JGCX2020022)
 
一、“新基建”概念和功能:一个逐步深化的认识过程
 
(一)什么是“新基建”
 
自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以来,关于什么是“新基建”,社会上和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
 
最早,主要是新闻媒体报道,认为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是“新基建”。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新基建”进行了论述,吴绪亮(2020)认为,传统基础设施是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而新型基础设施虽然在某些领域也表现为一定的物质工程设施,比如5G网络和数据中心,但更多的则体现为代码、APP、软件、标识和标准这样的虚拟形态,具有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特征,这与铁路、公路、机场等传统基础设施的产品形态有很大差异[1]。盛磊等(2020)认为,新型基础设施是以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变革需要为导向,以连接为基础,以计算为核心,支撑数据的感知、连接、汇聚、融合、分析、决策、执行、安全等各环节运行,并提供智能化产品和服务的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具有技术更新迭代快、软硬兼备、协同融合等主要特征[2]。黄群慧(2020)认为,新型基础设施应该是新型工业化的基础设施,不仅包括新一代智能信息基础设施,而且还应包括与绿色化相关的各类基础设施;不仅包括“七大领域”,还应包括支撑不断深化拓展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各种基础设施[3]。
 
2020年4月20日,国家发改委对新型基础设施的范围正式作出解读,指出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3个方面[4]。国家发改委也强调,伴随着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新型基础设施的内涵、外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显然,社会、学界和政府对“新基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本文认同国家发改委对新型基础设施的解读,认为数字化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核心要素,“数字基建”是“新基建”的内核。
 
(二)关于“新基建”功能的认识
 
关于“新基建”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和功能,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主要存在“大小”“长短”“强弱”等方面的讨论。
 
1、“新基建”规模的大和小,以及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和小
 
学界等关于基础设施、新型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发展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论证,但以定性分析为主。马荣等(2019)分析了在新型基础设施的构建下,信息化技术示范区带动的区位关联性以及产业高级化的效果将突破普通积累效应,并且通过结构革新对经济行为实现持续强化的乘数式增速[5]。姜卫民等(2020)对比我国现阶段总体投资乘数和“新基建”投资乘数,论证了“新基建”政策的必要性,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6]。钞小静(2020)认为,“新基建”主要通过动能转换、结构优化与效率提升3个层面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7]。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新基建”的拉动效果有限,刘世锦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致论坛上提到,目前我国各省份出台的数十亿基建投资计划,实际上是多年的投资计划,且大部分内容还是传统基建,“新基建”占比仅为10%,“还是挑不起大梁”[8]。
 
2、“新基建”主要是长期作用,还是短期作用
 
最早“新基建”的提出是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但并未受到过多关注,真正热议的时间是2020年上半年,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造成经济“停摆”及大幅下行之际,社会各界广泛认为通过刺激“新基建”,加大投资力度,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可以促进中国经济摆脱衰退的阴影;加上与“新基建”相关的新经济、“线上”经营活动等在“抗疫”中发挥的出色表现,不少学者认为,“新基建”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可以发挥大作用。随着我国“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更多学者认识到,“新基建”不仅具有短期刺激经济的作用,更表现为对中国经济转型具有长期作用,是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支撑。刘世锦认为,“新基建”具有长期意义,但是短期内应对疫情、刺激经济需要更加审慎。陈永伟表示,基础设施主要在于奠定长期发展基础,未必适合用于作为短期调控政策,且2020年“新基建”的投资总量大约为1.1万亿,体量难以达到有效对冲疫情影响的效果[8]。这些学者肯定了“新基建”的前景,但是认为在后疫情时代,“新基建”作为短期逆周期调控政策有效性难以保证。一些学者则认为,“新基建”既有短期稳投资、稳增长、稳就业、防疫情的作用,也有作为信息社会、数字经济基础,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提高国家科技竞争力的长期作用,如朱敏(2020)[9]、林火灿(2020)[10]、何自力(2020)[11]等。
 
3、“新基建”需要强刺激,还是弱刺激
 
“新基建”被提出来的时候,不少媒体将“新基建”与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相提并论,既为“新基建”刺激政策的出台欢呼,又担心引发新一轮产能过剩。在学术界,主流意见并不主张对“新基建”搞“强刺激”,因此,不能把“新基建”弄成又一个“四万亿”计划。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202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重点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并反复强调稳就业、稳投资等“六稳”目标和完成保就业、保民生等“六保”任务;面对疫情,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的具体目标,这些都表明,我国不再将经济着眼点放在强刺激上,而是将更多注意力集中到就业、民生和经济结构优化工作上。这为避免对“新基建”投资过度刺激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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