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经验看，如果新技术的发展对产业、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起码需要满足两个特征。其一，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可以推动社会生产力大幅跃升。这一特征是新技术革命促进社会进步的根本，也是技术发展具有生命力的源泉。其二是技术的通用属性。新技术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广泛融合，在众多的经济活动中推动产业部门发生技术变革。技术的通用性越强，其影响的范围也越广。无论是工业革命初期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还是后来的电气革命，都具有上述两个特征。

 

新一轮技术进步正在多个领域加速推进，其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最有可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近年来，人工智能底层技术的进步和迭代的速度不断加快，用于人工智能技术开发的资本支出不断增长。到2025年底，美国5家主要的科技公司的资本支出总额已经超过1300亿美元。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在经济活动中的渗透率大幅增加，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上已有超过四成的人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我国在人工智能的底层技术、算力和应用模型方面都居于第一梯队，人工智能在国民经济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因此，统筹好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多维度审视新技术的就业效应

 

纵观人类的发展史，伴随着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的主基调是对劳动的节约。甚至可以说，节约劳动一直以来是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因之一。毕竟，人的全面解放是发展的终极目标。虽然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是技术变革的一般趋势，但这种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在历史上减少就业。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历次产业革命都带来了生产率增长，但就业规模的扩大也与工业革命之初不可同日而语。对我国近30年来各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就业变化情况进行的分析也表明，虽然对于局部地区、特定行业而言，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确产生了就业替代，但技术进步对上下游行业的就业可能产生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引发的生产率增长，会降低产品和服务的最终价格并提升质量，这种最终产品价格效应又会刺激最终需求的增长，并引致就业机会的增加。如果综合考虑上述两类因素，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会在总体上推动就业规模的扩大。可见，评价新技术革命对就业的影响不能以局部的、静态的眼光，而是要坚持动态的、普遍联系的观点，才能得到客观的认识。

 

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对就业的影响不仅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对新技术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最多的领域。其实，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每逢重要的技术革新出现，其对就业的负面影响总是为人们所关注。从逻辑上看，新技术的革命性恰恰体现在对未来影响的未知性。每当新技术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总会引起一些思潮，引发人们对新技术的广泛使用冲击劳动力市场的担忧。新一轮科技革命对就业的影响同样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由于人工智能等技术尚在发展的初期，其生产率效应和通用性的展示还需要时间，目前对于人工智能就业影响的分析大多是基于一定假设条件的情境分析。主要是根据人工智能的技术特点，推测它可能代替人类完成哪些工作任务。同时，结合劳动力市场上职业和行业的分布结构，对照人工智能的技术能力分析其可能产生的就业替代。当劳动者从事的岗位属性与人工智能技术产生重叠，即任务存在岗位的“暴露”。暴露指数也成为评判人工智能引发的就业风险最主要的指标。在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尚缺乏实际数据资料的情况下，暴露指数不失为理解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的一种方法。不过，随着人工智能在经济活动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人们也认识到“暴露”并不能等价于人工智能对就业岗位的替代。理解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还需要从更丰富的维度系统观察。

 

 

把高质量充分就业真正落到实处，需要结合我国的就业结构特点、产业发展阶段和制度优势，妥善处理好技术进步与就业增长的关系。

 

首先，从历史中寻求经验，更深刻地理解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增加的主要机理，从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历次产业革命不仅伴随着大幅的技术进步，也促进了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现代经济更是一个分工高度细化、产业链各环节紧密协作的复杂体系。产业链中各企业、各行业之间的关联，是市场经济资源配置功能高效运行的结果，需要通过市场机制下价格信号的有效传导来实现。当上游行业的技术进一步降低了生产成本或提升了产品质量时，这些变化会通过价格信号传递给下游企业。下游企业据此调整采购决策、生产计划和投资方向，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扩张和就业增加。如果由于信息不对称、垄断行为或对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不当干预等因素造成价格信号扭曲，则下游企业无法准确感知上游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成本降低或质量提升，其调整生产和扩大投资的意愿会减弱，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则大打折扣。我国完整的产业链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的产物，也是持续深化改革的结果。新一轮技术变革方兴未艾，但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成功经验，对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与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兼容仍然有着重要意义。

 

其次，对于高质量充分就业而言，既要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可能创造的新就业岗位，也要统筹考量它们对传统产业和传统就业岗位的影响。从我国的就业结构看，制造业的就业仍然占有较大的比重，约占我国非农就业的两成，远远高于一些高收入国家。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非农就业中最主要的部门。但从服务业内部的构成看，一些传统的生活性服务业的就业占比仍然很高。在这种情况下，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需要紧密结合我国的就业结构特点，统筹好技术进步与就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相互关系。人工智能技术虽然可以推动人类技术的飞跃，但其发展本身并不能完全脱离产业的发展，而需要和传统产业不断融合。从目前情况看，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大量资本开支，有很多与传统生产要素相关。这些传统领域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就业机会的增长。

 

再次，新技术虽然具有革命性，但技术的应用可以有选择性。因此，趋利避害地应用才可以更好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例如，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会提升传统产业的生产率，提升就业质量，是高质量就业的重要途径。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制造业的就业规模超过1亿人。在人工智能发展初期，人们往往认为人工智能主要通过脑力的延伸对服务业的就业岗位产生影响。但从现实的发展看，人工智能技术与制造业可以深度融合，形成智能制造优势，进一步强化制造业的竞争力。这种互补的产业发展关系，无疑成为促进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要途径。

 

最后，新技术如果能够大幅度地提升劳动生产率，则为我们织牢社会安全网提供了新的可能。从以往的经验看，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带来生产力的跃升，也可以带来劳动份额的下降，从而不利于收入分配形势的改善。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是应对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发展对社会和谐不利影响的重要举措。伴随新的技术变革，需要统筹考虑生产力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关系。既要建立更加高效安全的劳动力市场，也要让最广大的群体得以分享生产力发展的成果。

 

作者：都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