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2019年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主题是中美贸易战。世界历史告诉我们，贸易战仅仅是逆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常见症状而已，此外往往还有思潮极化、强人政治乃至大国战争等并发症。众所周知，中国是全球化时代的赢家之一，正因如此，许多人担心如果全球化逆转则大大不利于中国的继续崛起。

 

但，真是这样么？今天身边君就想和你聊聊中国的辉煌、危机与涅槃。

 

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还并非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而是一个古典式的帝国。在这个帝国权势所覆盖的区域中，中央与外围之间的互动逻辑同今天的大不一样。

 

位于中央的天朝上邦享有明显的政治、经济和文明优势，只要周边的地区政权名义上承认中央王朝的宗主权，其便有资格参与定期的朝贡。朝贡按照“厚往薄来”的原则实施，假如朝贡使臣带来的特产价值一元，按照礼的精神，天朝大国应当至少拿出价值两元的贵重商品作为还礼，就如同长辈给前来拜年的晚辈发红包一般。

 

也正是由于这个不等价交换逻辑，周边国家争着来北京朝贡，而天朝皇帝则根据各地方政权的亲疏和德行表现来决定各方朝贡的规模、频率以及路线。

 

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央王朝在军事上节节败退，帝国的政治威望和文明优越性迅速坍塌。由此而开始的百年国耻，令炎黄子孙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华夏农业文明此前即便在军事上多次败于游牧民族，但是在文明和文化上一直保持着明显的优越性；但是当农业文明遭遇西方工业文明，无可争辩的全面劣势让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精英深深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危机。

 

在这种不断增强的危机感的作用下，中华民族掀起了高涨的对外学习、对内变革的浪潮，最终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而获得民族独立和社会重构，演变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一个半世纪的沉沦和落后固然让人痛心，但是放在500年世界变迁的大背景中来看，中华文明圈的表现恰恰是非常值得骄傲的。

 

面对急剧兴起的西欧工商文明的冲击，各大陆的文明经历了各不一样的命运。美洲的印第安人以及澳大利亚的土著民族在人种上几近消灭殆尽；非洲文明毁坏极其严重，天然的部落结构被随意编排的数十个所谓民族国家打乱，至今仍然难以彻底摆脱冲突和动荡，其灾难和痛苦反复地被国际主流社会所遗忘；伊斯兰文明的15亿人口则分布在数十个国家中，由中央强国分而治之，其中盛产能源的国家要么受中央国家牵制、控制，要么正在经受着侵略和武力威胁。

 

与上述悲剧故事相比，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文明和东亚的华夏文明的命运要好得多，至少不必生活在恐惧和自相残杀之中（如表2-1所示）。中国的发展有目共睹，其周边具有一定文化亲缘关系的社会，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已经先后进入准中央地位，考虑到上述因素，应当说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明在经历西方工商文明的冲击之后表现最为优异，恢复最为迅速，前途最为光明。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文明基因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地理上远离西方世界也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就最近几十年间的经历而言，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与邓小平所领导的改革开放的确功不可没。前者让中国不但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独立和完整主权（20世纪四五十年代），而且通过新中国成立后的战略运作确立了自身的大国地位（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在国内，尽管经济建设方面在思路和方法上走了一些弯路，但是通过土地改革和此后的多轮政治与社会改革，将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格式化”，为后来改革时代的快速现代化做好了准备。

 

中国融入西方所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的，这比日韩等东亚邻国晚了二三十年，但是比俄罗斯和印度等国早了十几年。

 

最初接触西方市场体系的时候，中国身处体系的最外围，能够提供的主要是资源型的商品，包括煤炭、石油等原材料。但是从人均角度看，中国本身的比较优势并不是原材料，而是劳动力。

 

所以在市场力量与政策力量的共同推动下，从1985年开始，中国的出口商品中50%以上是工业制成品。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比例越来越大，而且工业制成品的资本和技术含量越来越高。换言之，20世纪80年代，中国由体系外围原料出口国演变为外围工业国，并且不断地向中央靠拢。

 

尤其是中国的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货币安排。在这40年间，尤其是1992～2012年，中国同世界市场体系的经济联系基本上可以用这“三位一体”的政策组合来解释，在本书中我称之为“三外路线”，包括外贸、外资和外汇三方面。

 

简单地说，在借鉴东亚各个邻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中国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扩大对世界的出口。为此，除了进行外贸体制的改革之外，中国还采取了大规模引进外资和保持本币汇率稳定的政策举措。

 

之所以要引入外资，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为了借助外资的资本、技术和渠道迅速打开国际市场，从而让一部分中国劳动力面向国际市场生产；

 

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获得国际先进技术的考虑。

 

外资进入中国，其资本需要兑换成人民币才能用以经营，这本身就为中国贡献了宝贵的外汇资源。本币汇率先是大幅持续贬值，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2.5元人民币兑1美元贬为1994年起的8.27元兑1美元，此后在这个价位上锚住美元长达11年之久，这种汇率安排对于中国的出口非常有帮助。

 

较低的汇率让本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显得比较便宜，也让本国的劳动力、土地、能源资源等各类要素价格（用美元计价的时候）比较有竞争优势。所以，本币大幅贬值并在较低位置锚住美元非常有利于中国吸引外资，也有利于中国发展出口工业。

 

这条“三外路线”可以说是实现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和现代化的捷径。中国在全球性的“挤摞摞”游戏中使用了一个借力打力的组合拳，抄了一条小路。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处于全球市场体系的第三圈和第四圈（外围工业国和外围原料国）之间的话，那么2019年的中国应当是处于第三圈靠近第二圈的位置上，也就是即将从外围工业国变为中央工业国的临界区域。

 

对中国的地位做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产业结构、净对外直接投资额、货币的国际化以及资本循环中的相对地位。

 

1、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目前仍然生产和出口大量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但是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业也在迅速地发展。

 

高科技产品在出口商品中的份额迅速扩张，服装鞋帽玩具越来越边缘化。在家电、电脑、通信等产业的竞争中，中国企业已经获得了较为稳固的地位。中国汽车工业近年也在迅速崛起，借助全球经济和产业重新洗牌的机遇，民族品牌正在提升其市场份额和层次。

 

在国家战略的支持下，中国也在高速列车、高端造船业和卫星导航等领域有了明显的进步，甚至连大飞机这样的工业文明之粹也已经提上了日程。这些高端产业的发展，不再是盲目雄心的产物，而是建立在市场竞争之下的资本和技术积累以及实实在在的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我们赶超的对象，从最初的“东盟四小虎”，演变为“亚洲四小龙”，下一步瞄准的将是西欧和日本。

 

2、从净对外直接投资额来看，中国也是处于外围工业国向中央工业国演进的过程中。

 

所谓净对外直接投资额，是指本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减去所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所得的数字。对于体系外围国家而言，这个数字总是负的，因为它们缺乏资本，所以资本的流入额大于流出额；相反，发达国家则是资本的输出者，所以这个数字是正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的外资持续扩大，近年来稳定在每年八九百亿美元上下。

 

随着中国资本密集度的迅速提高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政策的鼓励，产业资本对外输出金额正在以每年70%以上的速度急剧上升，2008年达到521.5亿美元，2018年达到1300亿美元。这样的趋势延续下去，用不了三五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对外投资国之一。

 

3、中央工业国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的货币也是世界市场上广为接受的国际性货币。

 

虽然不如美国那么夸张，欧、日等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拥有“印了钞票直接换人家东西”的特权。中国在这个方面迈的步子可能相对慢一些，因为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不是可以自由兑换的。

 

但是即便如此，中国政府已经开始系统地规划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比如与一系列国家签订协议，使用人民币而不是美元作为双方贸易和资本往来的结算货币。当然，由于货币制度的变革将对实体经济产生比较重大的影响，人民币的国际化必将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

 

4、 与货币国际化伴随的将是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

 

中央国家和准中央国家都是国际资本的循环中心，纽约、伦敦、法兰克福、东京等国际金融中心将全世界各地的剩余资金吸纳过去，同时也将世界各地的资本需求方（政府和企业）吸引过去，供求双方在那里完成交易并受其监管。

 

从以上四个方面来考察，可以大体判断中国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处于由第三圈向第二圈过渡的位置上。中国正在演变为一个准中央国家，也就是欧洲和日本等类型的中央工业国。

 

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接受和拥抱市场经济，不仅需要克服体制上的障碍，还需要跨越心理和观念上的鸿沟。

 

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归纳起来大概有三类：

 

一是大力提倡实用主义，要求大家避免形而上的无休止争论，而是去看实际政策效果；

 

二是使用一些替代性概念来减缓心理冲击，比如用商品经济来指代市场经济；

 

三是派出大量的留学生前往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引入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理念来重新构造整个宏观经济管理体系。

 

外资为中国经济所做的贡献不小，但是与政策制定者的期望并不完全匹配；对经济增长的过度强调使人们忽略了一些体现不到资产负债表上的价值，比如环境的保护、社会和谐、劳动者权利，等等。

 

为了挽救在城市化、国际化、工业化大潮中不断衰败的农业和农村，取消了持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并推出一系列财政补助；为振兴民族工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统一了内外资企业的税收，并在行业准入上向国内民营企业适当倾斜；为了推动自主创新，国家对研究开发提供各种形式的财政和政策扶植；为了启动内需，减小对外部市场需求的依赖，中国开始大力推动社会保障网络的建设，也从2005年开始实施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2008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暂时恢复到锚住美元）。

 

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具有显而易见的比较优势，所以一旦进入国际分工，中国最先发展起来的就是纺织、服装、玩具等行业。

 

此外，规模本身便是一种竞争优势，因为依靠规模经济，中国可以在某些产业中较为容易地击败对手。不同的产业具有不同的规模经济效应：机械、电子、电力、冶金、生物制药等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比较明显，原因在于这些行业的固定资产和研发投资比较大，生产和销售规模扩大之后，单位商品所分摊的沉没成本可以迅速降低，所以规模对于这些产业意义重大；而在木制品、纺织品、皮革等行业中，规模经济效应就表现得并不明显。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最近10年间发展最快的产业部门恰恰不是纺织品和玩具，而是电子、机械与电力设备等产业。中国本土市场一旦启动，其参与国际竞争与分工所依赖的制胜法宝就不再是劳动力价格带来的比较优势，而是靠本土产业规模和市场规模所形成的规模优势。

 

中国的人口规模本身也意味着巨大的内需市场潜力。这让中国大不同于周边的小邻居们。韩国、新加坡乃至日本等经济体对于美欧市场具有不可摆脱的依赖，因为它们自己的国内市场太小，无法承载其制造业。

 

而中国则在较大程度上可以靠内需来作为替代，其前提是让中国的民众有钱并且敢花钱。中国的人口规模和幅员辽阔意味着非常多样化的市场结构与产业，多样性带来较好的抗风险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在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受到的冲击较小，而韩国等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的经济体则受损严重。

 

当然，庞大人口对于参与国际经济也并非总是福音。

 

在许多种自然资源的供给方面，中国本土的储量和产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工业和生活需求，所以只能向国际市场大规模采购。中国的采购规模及其未来预期增长率让国际商品市场的投机者们有机可乘，用中国需求来作为投机炒作哄抬价格的理由，最终让中国的进口商和消费者为此买单。

 

近年来这一幕在铁矿石、石油、铜矿、橡胶、白糖甚至大米等品种上都已经反复出现过。反过来，中国大规模出口的商品，比如纺织品、稀土，等等，都由于中国出口商之间的严酷竞争而将价格压得非常低。

 

在对外经济关系中，竞争性的国内生产和消费格局让中国整体利益严重受损，这无疑形成了让中国政府参与市场、塑造市场的客观必要性。中国政府近年来通过法律法规和借助行业协会的间接手段对钢铁产业、稀土产业等行业进行了重组和干预，其目的也是优化产业内竞争格局，避免由于自相恶性竞争而导致国家整体受损。

 

2004年之后，中国对体系中央和准中央国家的出口尽管绝对量仍然在上升，但占中国总出口的份额却在稳步下滑，到目前为止已经回落到60%以下。但与此同时，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中国也超过日本，成为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者。

 

也就是说，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相互依赖关系中，中国对西方的依赖程度在逐步减轻，但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却越来越明显。此消彼长，中国的外交风格悄然发生了变化—越来越自信，越来越硬气。

 

2012年以来，中国对外政策逐步走出韬晦，纵横捭阖，老成坚定，尽显大国外交气势。尽管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还没有获得真正的中央地位，但中国外交已经开始恢复她两千年来作为中央大国的那种独特气质。

 

 

关于作者：翟东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本文整理自《中国为什么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