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大挑战，再叠加新一轮疫情和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压力更大。新近公布的4月份新增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急剧放缓，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出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均显著下挫，便是集中体现。决策层已看到这一点，接连动员并针对性出台了大量应对措施，同时也在抓紧谋划增量政策工具。在可能的增量政策工具中，发放现金与消费券已成为热议的两项。

 

发放消费券这一方式在中国早已流行。比如，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浙江、四川、广东等地都曾发放过消费券，而在疫情期间消费券的发放更是普遍。2022年1月国家发改委在《关于做好近期促进消费工作的通知》中，也加以鼓励。

 

基于对消费券作用的研究，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建议2022年可安排5000亿元左右中央资金专项用于发放消费券，约占2021年中央财政收入的5%。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提议。

 

笔者进一步认为，发放现金和消费券实际上并行不悖，可再安排5000亿元中央资金发放给广大居民。理由是发放现金除拉动消费和提振经济外，还能保民生（黄益平，2022）。可供借鉴的是，在2020年和2021年，欧洲、美国、加拿大、英国、一些亚洲国家和中国香港，均采取过这一措施，效果显著。

 

以美国为例。疫情期间，美国共实施了六轮财政纾困计划，总规模5.93万亿美元，占GDP比重高达27%。其中，有三轮发放了现金，合计8690亿美元，在财政纾困计划中占比14.65%，排在税收减免之前，重要性极为突出。大部分美国家庭都符合领取条件，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可拿8900美元，数目可观。

 

那么，从提振经济的角度，发放现金的效果如何呢？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一份研究显示：第一，拿到现金后，人们在最初的短短十天时间里便用掉了其中的三分之一，见效快；第二，在食物和非耐用品上消费多，花在家具、电器和汽车等耐用品上的比重有限；第三，在缴租金、房贷、偿还信用卡和学生贷款方面支出大，以解决因手头现金不足导致的短期债务压力（Scott Baker等，202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202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以每一美元投入对GDP的拉动衡量，直接对州和地方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的作用是88美分，失业救济67美分，对小企业的贷款和赠款36美分，而现金发放达60美分。由此可见，发放现金在刺激经济方面的作用十分明显。

 

在经济遭受冲击时采取发放现金的办法以提供支持，在美国早有传统。较早的一次发生在1975年经济下滑时期，当时美国为符合条件的个人发放了100美元现金，占其月收入的15%。后来，2001年、2003年和2008年也均曾发放过现金。对于历次发放现金的效果，大量研究均发现其对消费的影响十分积极。比如，2001年人们在头六个月就花掉了所得现金的70%（Johnson等，2006）；而2008年，仅头三个月所进行的消费支出便占到50-90%（Parker等，2013）。

 

奥巴马任期内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教授杰森.弗曼对此进行了有代表性的总结，他认为发放现金在促进消费和提振经济方面，速度最快、方式最公平、效果最好；非但如此，还可救助民生，是能够避免人们陷入深度贫困的“关键工具”（弗曼等125位美国学者的政策建议公开信，2020年）。大概这也就是在疫情期间，虽然美国各界对采取什么样的救助手段争论激烈，但在发放现金方面却始终能够凝聚共识的重要原因。

 

借鉴多方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笔者以为可双管齐下，安排一万亿中央资金发放现金与消费券，二者各五千亿。现在不是过分担心财政负担的恰当时机，因若无经济大盘稳、民生托底，就不会有真正的财政安全边界。在设计方案时，应将低收入、手头紧缺现金的群体作为促消费、保民生的最重要目标。

 

（原文发表于《财新周刊》 2022年第20期，2022年5月23日出版）

 

作者：高占军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 原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