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讲几层看法。第一是讲投资与消费两个概念的关系：中央的表述我认为在学术上是相当严谨的——消费是基础，而有效投资是关键。从社会再生产原理来说，所有的经济活动最终的目的，当然就是要满足需要，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
 

这样的需求满足是落在归宿上，当然也是供给侧生产经营主题提供产品与服务出发点，它是基础。这个意义从出发点和归宿上，可以把它表述清楚。

 

而有效投资是关键，就是在能动作用方面看，整个社会再生产，一定要有一种驱动力，使供给能够有效适应需求，而且引领需求来源源不断通过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出来。那么它的源头，一定是投资，而且投资需要具有有效性。这样一个关键的意义，我觉得也是非常清晰的。

 

如果没有有效投资，就不可能有源源不断的稳定就业，就不可能有社会成员相对可预期的收入，就没有支持社会成员（老百姓）消费的源头之水。要是一味地在这种情况之下去刺激消费，讲提振消费，加大消费，听起来很受欢迎，但是可持续性堪忧，到一定的时候，就会陷入“民粹主义基础上福利赶超”这样的恶果，比如说由此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拉美一群国家是因此吃了很大苦头的。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消费显然不行，必须有老百姓的收入，形成有货币支付能力的购买力，这又一定是要求从源头上处理好投资的有效性。

 

而在整个的资源配置中间，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说的市场决定论，在中国以追赶-赶超实现现代化过程，紧跟着的一句话，是“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在当下具有特别的意义：实际上还是要承认凯恩斯主义确立的认识框架里的“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中国经济增速走低已经持续了十几年,今年如果能够达到超过5~6%，与去年复合平均的增长速度也只有4.5或者比4.5高一点，没有达到中央所说的维护在合理区间的要求，而且这影响着以后新的两步走能不能如愿推进。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定要通盘考虑“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两方作用的结合。

 

 

有效投资在中国的关键意义，我认为在当下是特别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当然观点也是见仁见智，各不一样。

 

我注意到刚才卢主任的倾向性是不太看重这方面。还有更极端的观点，有的学者说，只要把消费刺激起来了，中国的问题迎刃而解，投资让政府来做几乎全是无效和低效的，等等。但这里面还有一个需正视的“外部性”的问题：政府要做的不少投资，直观地看，微观视角的成本效益分析是不合算，但全局来看它有它的合理性。

 

当然就得有一个合理的通盘权衡、组合与衔接，这样时正的外部性的追求、有效投资的有效性的认定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必须统筹协调，瞻前顾后，需要有一个高水平的政府顶层的国土开发规划，罩着所有的项目。这个方面我觉得是一定要说清楚的，这不是否定市场决定作用，而是政府必须发挥弥补市场失灵的功能作用。

 

微观主体、基层单位，在一个“一盘棋”式的国土开发方面形成不动产、形成有效投资对全局发展的支撑，以“试错法”并不能形成有效的结构，错了以后要再改，代价极高，甚至不可能改过来。现在我们当然就得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这是第一层关于消费和有效投资的关系，从具体项目，要一直上升到通盘的国土开发的正面外部性追求，和所有具体的各项目直接效益综合在一起的综合绩效考评。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挑战。

 

紧跟着说，当下如果我们考虑更积极的政府作用和投资，应该发力的项目在哪里？很多人说找不着，我却说俯拾皆是。这几年我一直在讲，最简单的，首先是中央反复强调的新基建，一定要搞，别无选择。赶快让数字经济平台公司完成整改，使他们能够“另起一段”，于创业创新这方面抖擞精神继续往前走。新基建也一定配合着各种各样的老基建。中央关于新基建早有了一览表，七大重点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应匹配的其他可以抓的项目。

 

再有比如中国所有几十个几百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更不要说千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按照国际经验，一定要赶快建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这个事情也别无选择。

 

公交基础设施支撑的有效供给是最根本的，一定要过关，使百姓应急和向外度假的买车用车与平日首选的乘坐轨道交通解决通勤问题可以并行不悖，跟轨道交通网相配的一定是机动车的停车场停车位。

 

有关部门可是有过估计，几年前的时候说全中国缺5,000万个停车位，后来说不止5,000万个了。那么建一个停车位以后还得配充电桩，还要搞立体停车场、停车位（比如北京的平安大道两边）。只有这个选择，没有别的出路了。那么就算一个停车位平均10万投资，总规模是多少？5万亿。千头万绪中的这一件事都要超出当年“四万亿一揽子投资计划”的规模。这对于整个的扩大内需，对于民生和经济社会的影响，总体来说一定是正面的，但就是要求国土开发规划要高水平。

 

接着再举个例子——老旧小区改造。这个事情8年10年做得完吗？这么多中国的城市，大量居民小区改造迫在眉睫，要更积极地做。没有别的办法，必须把海绵城市建设建到位。

 

地下综合管廊，我认为早就应该规定：所有的新区建设，必须有标准图纸，只能按照综合管廊建设，否则不许开工。老的城区没办法慢慢去改造升级。乡村振兴是现在的国策，乡村振兴里的增长点是不是要有不动产的形成？这方面投资建设的项目，又是综合绩效考虑中必须要做的重点。

 

有效投资的“有效性”确实是关键！我们要做投资的生产要素，一样不缺：有钢材、有水泥、有劳动力、有基本技术力量，有基本管理力量，我们完全可以努力争取以一个好的国土开发规划。罩着所有这些项目，8年、10年、20年做下去，配合“新的两步走”，政府牵头就是要特别看重综合绩效，当然需要在每一个项目上尽力提高直接绩效，形成这样一种结合。

 

 

跟着讲第二个层次。消费与投资这两个概念都和举债、借贷有关。比如说，我前面强调的老百姓消费总体来说首先考虑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消费购买力，那么就得有前面就业环节上的支撑。总体来说，必须让民营企业能够提振信心，改善预期，提供中国现在几乎百分之百的城镇新增就业机会。

 

已有学者运用统计局的指标，确切无疑得出结论：这几年我国百分之百以上的新增就业是民营企业提供的。怎么会100%以上呢？因为国有企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密集型特征上升，它形成的总的就业盘子是萎缩的，城镇上去的就业部分，是民营企业贡献。如果把有效投资做好支撑，首先使老百姓有就业机会，有货币支付能力，然后跟着有消费潜力的释放，当然还得配上社会保障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

 

另外还有些支付能力一下够不上的，借贷概念便来了，比如我们这些年积极探讨的消费信贷：房、车，其他耐用家电等消费品。这方面还要总结经验做得更好。投资方面，当然就更清楚，必须是有合理、可持续的融资。投融资是一个整体概念，这里边的债权融资，就是借贷、举债问题。

 

 

第三个层面，我们要警惕风险。投资，特别是投融资，主要防范什么风险？中央说得其实很清楚：系统性风险。经济活动无处不有风险因素，关键是不要形成系统性风险。如果要说看见风险你就摁住，什么风险都不能感觉到，整个经济也就没有试错、没有活力，而且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后，整个房地产业的政策转向，暖风频吹到现在，才只能做到使大家感觉房地产总体来说不崩盘。还要解决陆续出现的违约、“保交楼”和其他的麻烦问题，这还有一个过程。当然“冰火两重天 ”格局下，已经在波动中间表现出来，首先是“大”的一边一定还会回暖，冰的一边里面，可能需要一城一策解决问题，但总体的趋势也是跟着走，走完这一轮的上升。当然这方面总结一下，就是不要再浪费这次的危机，机制，中央说的长效新的发展模式，就是过去说的健康发展长效机制，靠什么打造？基础性制度建设，即啃硬骨头的配套改革。这方面一直是我们的短板，人民日报非常明确说了，必须追求治本。但怎么追求？这跟后面我要说到的金融视角上的配套改革又有关系。防范“合成谬误”风险，在中国其实已经有值得总结的重要的经验和教训。

 

方方面面担心债务，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确实需要仔细研究。我觉得如果最概括地说，中国当下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一个角度是局部的一些压力特别突出的、值得关注的地方；另一个就是所谓隐性的债务风险值得特别关注。局部的压力过高，如果出了问题灭火，影响全局，震动整个的市场信心。如果是隐性的而迟迟不能够发觉，一旦爆发又是措手不及，又会出现公信力的丧失。

 

这些事情得具体分析，我尽量简短说一下。大家最近关心的贵州案例——遵义出现了城投债的违约，实际上重复的是前些年早已经看到的云南那边省级路桥公司解套的办法。过了几天，经过协调以后，正式宣布本金展期，利息照付，马上市场又归于总体的平静了。

 

我们有这个腾挪空间，但局部问题已经暴露出来，如果这种事情防不胜防，我们就会非常尴尬，余地就会越收越小。

 

得承认这里面并不都是弊病，有它的以负债支持超常规发展的成功一面，出乎常人意料地建设处两部数字中心与全省高速网，正在发展产业集群。全面考虑相关因素，现在如果贵州要解决负债压力问题，人们也说了，你把茅台的股份再卖一部分，马上又风平浪静。我们有这个空间。但要在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独山具建“水司楼”的教训）以后，能不能够更好地掌握规划与节奏，防止频频出现让大家感觉有可能过不去的风险那样的压力。

 

 

第四个层面，简单说一下特别值得讨论的隐性债问题。前面说的贵州云南，叫局部，类似局部还有武汉等等地方的案例我们就不再讨论了。总体来说特别值得关注的还有一个隐性概念——隐性到底隐在哪里？

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能拿到数据说中国地方政府隐形债是个什么样子。学者的推测不作数，有人说整个的城投债现在的规模60多万亿，其中10%~30%可能是地方政府隐性债。这个估计的弹性幅度就相当大了，那么就说到最高的30%，18万亿出头，跟整个中国的GDP相比，加上去十几个点，值得警惕。这个方面要作进一步的讨论，我觉得更应该聚焦到，到底什么是隐性债？至少有一个成因是还没有完成转制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暗度陈仓，实际上继续搞地方财政信用化的负债，由它的市场主体身份来变相地给地方政府筹集资金。

 

另外一个成因：法规是地方政府不能给非政府主体担责，但实际上有些担保已经形成，一旦出了什么相关的事情，地方政府难逃干系。第三，就是人们担心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规范性不足，产生隐性负债。这些都得具体分析。总体来说这三个方面的风险防范，要有一个总体思路，然后要分别施以对症下药的措施。

 

总体的思路，我愿强调是“疏堵结合”，堵不如疏。这就是前一轮我国预算法做修订的时候已经明确的大思路，是援引大禹治水的古老智慧。政府在市场经济制度创新的过程中，一定是要举债的，政府的财力筹集一定要对接有偿的举债投资。这种机制的可持续性，需要制度创新加管理创新加科技创新，当然还有观念的创新，这是一个配套的改革，是以制度创新为龙头带出来的我们应追求的高水平境界。

 

联系这个方面，其实金融里面，一定还要有政府用有限财力为后盾的政策性金融的充分发展——“政策性资金、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杠杆式放大”。

 

我们原来久已有之的贴息，2020年曾经大显身手，支持下大疫之年对于小微企业提供优惠贷款。政策性信用担保一直在积极探索。产业引导基金，地方也已特别注意。产业引导基金首先是组件一个政策性的母基金，不直接做项目，以不分红的“金股”带出一群以非政府为主体的子基金，配上一些跟投等权责利捆绑机制，能够把机制尽可能组合好，去按照产业政策导向，支持创新等创业，这些都值得总结。

 

PPP现在肯定还要过一个低潮，但是以后的规范发展大方向一定不能颠覆。我认为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做不可的创新。

 

 

那么总体思路上的疏堵结合，就是沿着修订预算法的基本思路继续走。我们要有所作为，守正创新，守正出奇，这是中国必须走通的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之路，这条路比较窄，但我们别无选择。否则你跟着人家常规发展，会越来越被动，我们这些年的增长失速，很值得警惕了。

那么最后一层看法：从当前速度偏低来说，今年虽然大概率仍然能实现5%或者比5%更高的同比增长，但是两年复合平均，没有完结2010年以来的下行过程（约为4.5%或更低），关键就是明后年不能再出现新低。那么一定要抓住契机，这里边很多的政策手段是可以用的。公债名称上叫它什么，其实是一个标签。比如说抗疫特别国债、特别国债、地方专项债，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们是一回事，地方专项债不计入赤字，跟特别国债一样。抗疫是有特定的用途，不加用表述，也可以一部分抗疫，一部分做别的事情。

 

地方专项债还本付息可以长达30年，跟1998年安排的2,700亿特别国债一模一样——30年现在还没到期。如果说一次性还本，也只是2,700亿的美金，现在于20多万亿元财政的收入盘子里，有什么压力？我们有这个弹性调节空间。

 

守正创新，一定要看清楚市场经济可总结的共性经验，再结合中国，我们应审慎地，但是要积极有为地利用公债的机制和手段。总体上还是要强调，必须在运用总体安排的公共部门债务资金的时候，规划先行，多规合一。在大规划之下，很务实地追求科学化、精细化，以问责制盯住“全国一盘棋”的合理性，盯住每一个项目的规范性，尽可能实现高水平。

 

当下，我认为在上半年的快报数马上要出来情况之下，有必要时就应积极考虑适当给扩张政策加码，配置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的引导措施，这是我的基本观点，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

 

 

主持人赵锡军（赵锡军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谢谢贾所长。我有一个问题。我听的意思您还是比较倾向于可以继续扩大发债，来形成有效投资。而且您讲到了从发债到形成有效投资的过程中，有很多可以做的工作和空间，您能不能再详细说一下，发什么样的债才能够导向有效投资，更加直接清晰一些。

 

贾康：比较典型的，就是这几年实际上也被自然而然看中的地方专项债。地方专项债可以长达30年还本付息，跟我前面提到的特别国债其实是一个类型的机制设计。30年的腾挪期足以应对某些现金流并不足、直接效益看着不够理想的那些优化结构、服务全局和长远的特定项目的投融资需要。这是一般市场机制无法对应的有效投资。

 

我国可做的一些有“正的外部性”，有利于优化结构，改善民生，形成长远发展后劲支撑的这些项目，我前面有一个说法——俯拾皆是。如用30年长度的地方专项债，做各个地方政府辖区里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完全可以匹配上，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但是具体情况又不能一刀切。有必要的时候，也不一定用30年，20年、15年不行吗？但最短的地方专项债是3年，肯定不能再缩短为1-2年，要适应更多这种投资周期相对长、有现金流，但现金流按一般商业眼光看支撑力不足、而政府综合绩效评价却认可的这些项目，用地方专项债这种机制来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