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内需增长机制不健全，扩大内需面临体制机制障碍，如行政性管制限制消费、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未真正落实、民间投资面临隐性壁垒等。融资方面，商业银行利差制约利率调整，实际利率偏高抑制企业和居民融资需求。

 

第二，创新能力不强，科技资源配置体制机制存在问题。具体包括：人才培养引进体系不适应，应试教育抑制创新，移民政策缺乏国际竞争力；科研体制改革滞后，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僵化，科技人员利益与职称挂钩，缺乏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政府主导型科技创新体制未根本改变，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未真正确立，科研资源未向企业倾斜；金融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难以支持创新驱动发展；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企业创新意愿受挫。

 

第三，财政金融体制问题。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不顺，地方财政收入占比下降，支出责任大，收支缺口依赖转移支付；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和平台公司融资，加大债务负担；银行体系更倾向向政府项目放贷，形成债务积累机制；预算软约束、举债监管缺位、政绩考核冲动，导致借债行为难以遏制。

 

 

一是破除制约内需增长的体制机制障碍。在消费方面，核心是尊重和保障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必须坚决摒弃依靠行政手段随意干预居民消费的惯性思维，系统清理并调整一切不利于消费结构升级和需求释放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各类限购、限贷、限价等行政性限制。在投资方面，要确立市场在投资中的主导地位。除清单明确禁止或限制的领域外，企业皆可依法平等进入，以此切实转变以审批为核心的“正面清单”管理思维。规范政府投资行为。政府投资应主要投向公共服务、社会民生等领域，并注意避免对市场主体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具有良好经济效益的项目，应优先让渡给民间资本投资运营。

 

二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核心在于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全面清理并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与做法。关键举措之一是建立并严格落实地方政府行为的负面清单，明确界定其不得干预或限制市场活动的领域。从长远看，根本之策在于优化地方政府职能、规范其竞争行为，从源头上约束其随意运用行政权力设置市场壁垒的能力。

 

三是完善微观基础制度。引导国有资本服务国家战略目标，加快从部分低端的传统产业退出。更好地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不断解决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问题。

 

四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核心在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职责与市场作用应有清晰边界：政府主要负责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与管理，市场则主导商品房的开发与配置，最大限度减少对市场的直接行政干预。商品房市场仍是解决居民住房问题的主渠道和市场主体。住房保障属于基本公共服务范畴，应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统筹建设，遵循普惠、基础和兜底原则，在保障水平上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实现可持续覆盖。

 

五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赋予科研机构更充分的用人自主权与内部分配权。完善人才有序流动与共享机制，打破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间的人才流动壁垒，促进创新要素高效配置。

 

六是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关键在于厘清垄断环节与竞争性业务的边界，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严格界定垄断环节的业务范围，明确监管重点，特别是对电网定价等关键环节，必须强化成本监管与价格审查，防止垄断权力滥用。实现垄断环节独立运营或独立核算。竞争性环节实现行政职能与经营性业务的彻底分离。通过体制性剥离，打破其对上下游业务的行政性约束。系统性破除准入壁垒，支持民营企业与社会资本进入电力、油气、铁路、公用事业等领域的竞争性业务环节。当前民间投资试点尚未大规模铺开，亟需制定细化、可操作的准入办法与配套措施。

 

七是金融体制改革。突破口还是利率的市场化。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改革的核心还是在于实行真正的注册制，以信息披露为限，减少干预，实行更加灵活、公平的交易制度。不能寄希望于靠救市来稳定，必须通过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为资本市场提供更多的源头活水，现在讲的长期资金入市，要为他们提供制度保障。

 

八是财税体制改革。健全现代预算制度。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将所有政府性资源纳入统一预算体系。健全“四本预算”之间的衔接机制，尤其要加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提高国有企业利润收益上缴比例，并将其更多用于民生保障领域。推进消费税改革，探索将部分消费税品目征收环节后移并逐步划归地方，推动其功能从限制特定消费转向引导合理消费。健全以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体系，并适时优化相关税率结构。适度强化中央事权，减少并规范共同事权，细化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逐步减少共享税比例，建立清晰的税种划分体系：将与人员、要素流动相关的税种（如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列为中央税；将与地方公共服务和不动产相关的税种（如消费税、房地产税、资源税）划为地方税。

 

九是构建城乡统筹发展新格局。建立全国统一土地市场，健全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赋予农民更充分土地财产权益。

 

十是健全绿色低碳发展体制机制。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完善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与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积极发展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碳定价、碳金融等市场工具，丰富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供给。

 

十一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业开放成为当前最主要的难点。加入CPTPP和DEPA是我国既定的战略目标，这两个协定代表了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主动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等领域，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相接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有删节。

 

作者：尹艳林，中财办原副主任  来源：北大国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