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货币是指非货币当局发行、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本或类似技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的数字资产。从技术层面看，虚拟货币可分为原生数字资产和非原生数字资产两大类：前者包括比特币、以太币等加密货币以及稳定币；后者以现实世界资产（RWA）代币化为典型代表，即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代币并进行发行和交易。虚拟货币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去中心化，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点对点交易，不依赖中央机构发行和确认。二是匿名性，交易主体以地址形式存在，难以直接对应现实身份。三是跨境流通便捷，可以低成本、近乎实时地完成跨境转移。这些技术特征在带来创新的同时，也给法律规制造成了显著挑战：去中心化使得传统中心化监管手段难以直接适用，匿名性导致主体识别困难、取证不易，跨境便捷性则对属地管辖原则形成冲击。

 

结合虚拟货币市场的现实问题与我国有关监管政策的演进历程，在现有制度框架下，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风险，需要从以下方面持续发力。

 

第一，加强专项监管和专门立法。目前，我国对虚拟货币的监管规定主要体现为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从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到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再到此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通知》，这些文件在快速响应、灵活处置现实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应当看到，其法律效力层级相对有限，在行政执法和司法适用中有时面临依据不够充分的问题。对此，可在总结多年监管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需要，适时推动相关立法工作。例如，在条件成熟时，研究在现有金融法律中增加虚拟货币管理的相关条款，或者考虑制定有针对性的行政法规，对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监管框架、禁止性行为、法律责任等作出原则性或基础性规定。通过逐步健全法律规范体系，为行政执法和司法裁判提供更加充分的依据，也使相关监管工作更加有章可循。

 

第二，统一司法裁判规则，明确法律适用标准。对虚拟货币相关纠纷及违法犯罪的处理，一直在司法实践中备受关注。2026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严惩以虚拟货币为媒介洗钱、逃汇等犯罪”。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是当前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难点。在民事领域，虚拟货币是否属于法律保护的财产，不同法院有不同认识。有的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关于数据、网络财产保护的原则性规定，认可虚拟货币作为一种虚拟财产的属性；但与此同时，由于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被认定为非法金融活动，多数法院对虚拟货币的交易行为不予保护，对其合同效力作出否定性评价。在刑事领域，虚拟货币究竟应认定为财产还是数据，直接影响到罪名适用和量刑标准。例如，在盗窃虚拟货币的案件中，将其认定为财产则可能构成盗窃罪，认定为数据则可能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二者在量刑上存在明显差异。这种法律适用的不一致，可能影响司法裁判的统一性和公信力。《通知》第十九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投资虚拟货币、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及相关金融产品，违背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具体何为“违背公序良俗”，在实践中尚需进一步厘清。此外，针对虚拟货币相关案件中的证据固定、跨境取证等问题，也有待通过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方式，进一步明确操作规则，为各级法院提供更加清晰的参照。

 

第三，加强跨境监管与域外适用。《通知》明确规定，未经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同意，境内主体及其控制的境外主体不得在境外发行虚拟货币。这一规定体现了法律管辖权的合理延伸，有助于弥补试图通过境外设立主体规避境内监管的漏洞。落实这一规定，需要在遵循国际法和相关国家法律的前提下，从多个层面逐步推进。一是完善境内主体境外行为的监管机制。对于在境外设立主体从事虚拟资产业务的境内企业，可以考虑建立备案和信息报告制度，进一步明确违规行为的认定标准和相应的处理措施。二是加强跨境信息共享与执法协作。积极与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境外主要金融中心监管机构加强沟通，在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领域探索开展情报交换和执法协作。三是探索对境外违规机构的联合处置机制。对于向境内提供虚拟货币相关服务的境外平台，可以在现有法律框架内，综合运用域名屏蔽、IP封锁、切断支付渠道、列入重点关注名单等多种方式，逐步提升对境外风险的阻断能力。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升治理话语权。虚拟货币的监管是全球性问题，相关规则的制定正处于重要的窗口期。国际层面，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等国际组织，正在围绕虚拟资产监管、稳定币规则、跨境执法协作等问题展开密集讨论。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数字金融监管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可以在虚拟货币国际治理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一是深度参与国际组织的规则讨论与制定。派出专业力量，积极参与关于虚拟资产监管标准的研究和起草工作，将我国在反洗钱、投资者保护、金融稳定等方面的监管经验和合理诉求融入国际规则。二是加强与主要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政策对话。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与相关司法管辖区就虚拟货币监管开展常态化沟通，推动形成相互承认、协调一致的跨境监管标准，减少监管套利空间。三是关注发展中国家在虚拟货币监管方面的诉求。虚拟货币对发展中国家金融稳定的影响更为突出，我国可以依托“一带一路”等合作平台，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监管经验，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虚拟资产治理新秩序。通过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我国不仅能够维护自身金融安全和法律利益，还能为全球虚拟货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