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环境将发生深刻变化，既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冲击，也面临着国内经济社会深刻转型的挑战。同时，我国在超大规模市场、要素供给、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方面也有一些有利条件和因素，将会对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多变急变，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多出迭出，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涌动躁动，全球投资贸易格局、科技创新格局、金融货币格局以及元治理体系等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革。

 

从更深层次上来看，最大的变局是中美两国竞争合作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已经明确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中美经济关系从合作为主、竞争为辅转向了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新格局。中美之间的全面竞合将成为贯穿“十四五” 甚至更长历史阶段的大概率现象， 这既对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带来重要影响，也给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一是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造成外需增长难度加大，拓展内需市场将成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受贸易保护主义、经贸摩擦等因素影响，外需紧缩有可能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常态。出口紧缩与国内去产能、去杠杆等产生叠加效应，将给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较大压力，部分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地区、园区和企业面临的转型压力和风险加大。与此同时，依托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拓展内需市场空间将成为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二是发达国家对我国芯片、集成电路、高端软件等“卡脖子” 技术的封锁力度加大，在加大我国产业链安全风险的同时，也为我国关键领域技术突破提供机遇。根据《科技日报》（2 0 1 8） 梳理的3 5 项“ 卡脖子” 技术清单， 我国在光刻机、芯片、操作系统、触觉传感器、真空蒸镀机、航空设计软件、微球、核心算法、锂电池隔膜等基础零部件、关键材料、先进工艺、产业技术等基础领域与国外差距较大。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 以上的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一旦发达国家“断供”，将对我国产业链安全带来巨大风险。着眼于建立自主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我国将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加大提高研发创新投入力度，全面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加快研究实施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的可替代性措施，力争在自主可控方面实现突破。“卡脖子”技术进入集中攻关期，将会为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创新引领提供更多可能。

 

三是部分产业外迁或转移步伐加快，对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诸多不利影响的同时，也为我国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参与国际分工提供契机。受发达国家推动再工业化，部分新兴经济体加快制造业发展等“两头挤压”以及中美经贸摩擦、国内制造业成本快速上升、环保约束强化、“脱实向虚”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纺织服装、橡胶轮胎等传统产业领域出现了部分企业加速向外转移的现象。部分跨国企业开始订单转移或考虑产能外转，布局新建海外工厂，对我国制造业稳固产业链带来一定冲击。同时，一些要素成本驱动型产业链的外迁为国内产业高质量发展创造了“腾笼换鸟”的条件，使得经济发展的空间资源和要素资源得到更加优化配置。一些企业推进全球化布局和经营，是成长为跨国性大型集团的运营需要。此外，通过对产业链两端的原料资源、设计研发资源、品牌资源和市场渠道资源进行全球范围内的垂直延伸和掌控， 有助于构建以我为主的优势产业供应链，带动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四是国际经贸规则调整步伐加快，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巨大压力的同时也迎来新的机遇。“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规则调整压力加大。一方面，我国在降低关税、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削减国有企业补贴等诸多方面将面临来自美国的高标准压力。另一方面， 也有可能同步面临其他发达经济体效仿美国提出的类似“公平贸易”的要求。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结构和规则进入调整变革期，“华盛顿共识”的影响力渐失，G20取代G8成为全球宏观政策磋商和协调的核心机制，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拥有了表达意见的合法渠道，全球经济治理从原有的西方治理模式开始转向由发达国家主导、新兴经济体参与的“ 东西共治” 模式， 客观上也为我国由国际经济秩序的被动接受者向参与塑造者转变，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有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创造了重要的历史性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