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碳园区是碳排放精准治理的最小执行单元，是实现“小空间大减碳”效果，推动碳中和从理念走向现实的关键“细胞单元”。国外对零碳园区的探索始于21世纪初，经历了从技术试点到系统整合的过程。早期以德国柏林欧瑞府零碳科技园、丹麦卡伦堡生态工业园区等为代表，通过可再生能源替代、能源梯级利用等技术实现局部减排。后来，欧盟通过《欧洲绿色协议》，将零碳园区纳入区域发展战略，推动“零碳产业集群”和“净零工业谷”建设，强调能源、产业、交通的系统性整合。近年来，国际合作加速，推动零碳标准与碳核算等国际体系对接，技术创新、政策工具、商业模式不断迭代。我国零碳园区建设实践始于2012年深圳国际低碳城的建设，该项目以“近零碳示范社区”为目标，率先应用光伏建筑一体化、氢能公交等技术，开启了早期试点。随着试点的铺开，各地充分依托资源禀赋优势和特色产业基础展开差异化探索。西部地区如内蒙古，凭借风光资源优势打造“绿电+高载能产业”集群；东部沿海的江苏、广东则聚焦数字化与国际化，通过能碳智慧管理平台实现能耗实时调控；中部地区如湖北、湖南，推动传统工业与零碳技术融合，一些钢铁工厂通过电炉升级、氢基竖炉改造实现深度脱碳。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建立一批零碳园区，推动全国碳市场建设。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建立一批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关于开展零碳园区建设的通知》明确了在能耗和碳排放统计、核算、计量、监测等方面具备一定基础的省级及以上开发区，作为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的基本条件，构建了以“单位能耗碳排放”为核心的量化指标，以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等作为引导指标的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指标体系，标志着国家层面的零碳园区建设进入规范化实施阶段。

 

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驶入“快车道”，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一是有利于加快园区用能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建设国家级零碳园区因地制宜发展绿电直连、新能源就近接入增量配电网等绿色电力直接供应模式，能有效实现园区节能降碳，推动园区布局发展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探索绿色能源制造绿色产品的“以绿制绿”模式，引导高载能产业有序向资源可支撑、能源有保障、环境有容量的园区转移集聚，推动相关产业形成合理分工和良性循环。二是有利于为建设“零碳社会”积累经验。建设零碳园区不仅对碳减排有直接贡献，更重要的是通过园区层面“零碳细胞”的实践，打通“规划、建设、运营”全生命周期的零碳化管控，在园区零碳化、智慧化基础上实现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双向最大化，为统筹推进碳中和目标下的零碳社会建设，提供可复制的经验。三是有利于打破国际碳壁垒。近年来，欧盟推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循环经济行动计划（CEAP）等系列政策法规，实质上是以产品碳排放为核心构建绿色贸易壁垒，重塑了以欧盟为主要市场的产品竞争力构成。零碳园区建设是我国应对国际碳关税、实现绿色竞争力的重要抓手，通过技术升级、绿电替代、产业链协同与数字化赋能，有助于突破欧盟壁垒，并为全球碳中和提供“中国方案”。

 

作为推动“双碳”目标落地的重要载体，我国零碳园区建设正加速推进，但在从蓝图走向现实的过程中，一系列亟待破解的难题也逐步显现。零碳园区初始投资常达数亿元，清洁能源设施与低碳技改成本回收周期超5年，且部分地方补贴侧重建设、缺运营支持，易致项目停滞。技术协同难题待破局。零碳技术多点突破，风光间歇性与用电负荷难匹配、碳捕集能耗高，且氢能、数字孪生等技术标准不统一，形成“技术孤岛”。产业链协同与区域适配性不足。零碳园区难管控上下游供应链碳排放，且北方光伏利用率低、传统工业基地转型难，统一模式易“水土不服”。人才与认知短板形成隐性障碍。零碳运营所需的复合型人才储备不足，部分企业视零碳为负担，公众低碳参与度低导致“硬件到位、软件缺位”。这些问题相互交织，需政策发力、技术创新、市场完善、社会参与协同破解。

 

破解零碳园区建设中的资金、技术、产业链协同等难题，需跳出单点施策思维，从全局层面构建系统推进体系。一是搭建“政策引导——市场驱动——社会参与”的多元协同框架。政策端强化顶层设计，通过统一标准体系、完善长效激励机制，为园区转型提供稳定制度预期；市场端激活绿色要素流动，依托碳市场、绿色金融等工具，构建可持续的价值回报路径；社会端培育全民低碳共识，推动企业、公众形成共建共享的生态氛围。二是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抓手，构建零碳技术融合生态。通过跨区域资源调配与产业联动，破解局部资源约束与产业链碳管控难题。三是强化宏观协调，建立跨区域零碳发展协调机制。统筹规划碳流布局，避免区域间转型失衡，形成全国一盘棋推进格局。零碳园区作为绿色转型的关键载体，其建设并非短期工程，而是关乎能源革命、产业升级的长期战略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