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影响】

 

要升级疾病预防和控制机制 增加对疾病预防和控制的投资

 

在林毅夫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中，他指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进行结构性变化，包括在每个层次上进行产业升级以及相应地改善“硬”（有形）和“软”（无形）基础设施。 在流行病之类的空前的、不可预测的冲击下，劳动力和资本之类的无形禀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市场机制是无法充分应对的，因此需要政府积极推动结构转型，达成产业多元化和产业升级。当前的疫情暴发已经向我们释放了早期信号。由于国内和全球持续存在的冠状病毒恐惧，医疗用品和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曾经一度严重短缺。疫情暴发对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非常明显。

 

全球化正在受到考验，在冲击下展现出了它的薄弱点。疫情给世界各地的决策者敲响了警钟，制定和采取及时预防和应对传染病的政策和措施刻不容缓。 面对这种全球流行病，世界面临了更大的不确定性，而这些给正在经历结构转型的公共卫生系统薄弱的国家（如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带来了更多挑战。为了减轻潜在的负面经济影响，政府需要特别关注那些劳动密集型且相对依赖可持续资本流动的行业。特别是对于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引擎之一的制造业而言，新兴市场经济体政府通过发展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来促进结构转型的快速启动过程，还应通过补救措施及时提供适当的便利。各国可以适当地对此类产业进行保护，包括减税和增加对中小企业基础设施瓶颈的投资。但是，同时也不容忽视的是，长期以来，西方一直将产业政策作为攻击目标和批评对象。因此，政策的着重点需要更多地放在吸引投资来应对或缓解冲击所带来的压力。

 

中国作为后起之秀，选择了一种基于东亚经验的雁阵模式理论——也即挖掘潜在的比较优势，辅以局部性的渐进性改革，从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长的发展战略。从那时起，获益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中国已逐渐将其出口模式从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变为更复杂的产品。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2003年SARS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发展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目前，中国的医疗保健支出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小，远低于全球同等收入的国家。 （如图1）

 

从长远角度来看，公共卫生系统不仅需要鼓励和进行更多科学研究以赶上经济增长的速度，还需要升级疾病预防和控制机制，并增加对疾病预防和控制的投资。同时，公共卫生发展也可以利用技术发展的优势。尽管近年来经济增长稍有放缓却仍是增长的，但由于长达数周的隔离和工厂关闭，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协调发展导致公民经历了社会生活的巨大冲击。面对“冲击”不备而战，不仅将减缓经济增长，也会一定程度上干扰社会稳定。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近日在 Project Syndicate 上发表文章，指出“一分预防胜过十分治疗。”同时他也介绍了目前美国弱势群体的处境，“因为没有带薪病假，许多已经挣扎着维持生计的受感染工人无论如何都会继续工作。因为没有医疗保险又害怕背负巨额的医疗费用，他们将不愿意接受测试和治疗。”发达国家尚且疲于应对，诸多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疫情暴发中更是处于可见的危机之中。

 

尽管目前疫情尚未在非洲暴发，但如果新冠病毒在非洲一国或者多国造成大量民众感染，后果不堪设想。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UNECA）对现阶段的预测是，2020年非洲的经济增长率将从3.2%下调至1.8%。现阶段的各地疫情暴发已经对非洲的对外贸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最大的影响表现在原油出口，据预测，目前疫情的暴发已造成非洲650亿美元的损失。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可能导致非洲国家政府受到极大财政压力，因此无法有效应对有可能暴发的疫情。

 

中华文化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也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是中国对外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各地疫情暴发的紧急关头，中国在保证“中国战疫”逐步走向胜利的同时，已分别向伊朗、伊拉克、意大利等国派出医疗队，并向多国提供检测试剂等抗疫物资。这些行动已然明确展现了中国的强烈意愿：与各国一道，携手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合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