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们看到，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占比不断下降，2014年降至30%以内，2024年又回落至24.9%，10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中央明确强调，必须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那么，我国制造业占比的下降是否属于过早过快？该如何具体理解“合理”二字？

 

田杰棠：2024年我国制造业占GDP比重约为24.9%。从全球范围看，全球制造业平均占比约为15%。相较之下，我国仍高出全球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因此，不能简单地断定这个比例过低。制造业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正如刚才提到的，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超过了GDP增速，这意味着其比重还在回升。在发展过程中，这一比重会有波动，并非持续单边下降。

 

不过，若以十年、二十年的跨度来衡量一个国家制造业的演变规律，参照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这一比重下降有其内在合理性。它不仅仅取决于制造业的供给能力，很大程度上也要受制造业产品需求的约束。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时，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增速会下降，而对服务的需求增速则会上升。回顾过去几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2万美元，可以看到服务消费增速明显高于商品消费增速。

 

这实际上是一个历史规律。假想在一个封闭经济体中，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其制造业增速及占比必然呈现下降趋势。当然，考虑到全球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外需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如果一个全球制造业大国，为世界各国提供产品，那么其制造业比重就可能高于一般国家。例如，德国制造业占比仍在20%左右。这与国家规模也有一定关系。从反面看，以拉美国家的发展历程为例，那些过早放弃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在认识到这一长期趋势的同时，仍应努力保持制造业的合理比重。

 

当然，这个合理比重不是一个具体数值。在探讨制造业合理比重的“下限”时，我们可以将全球主要制造业大国的平均水平作为一个基准参考。如果我国制造业比重显著高于这一平均水平，通常可以认为处于合理区间，但比重最终仍由供需基本规律决定。当然，如果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持续增强，在众多领域提供全球独一无二的产品，那么比重也自然高于平均水平。这是因为我们需要满足全球市场的需求，而不仅仅是国内市场。

 

总之，虽然很难精确设定某一年份的具体数值目标，但展望未来十年、二十年，我认为我国制造业比重至少应保持在20%以上，才与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地位相称。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持续付出努力。

 

记者：既然制造业如此重要，为何不少国家会出现制造业比重下降过快甚至“制造业空心化”的现象？

 

田杰棠：制造业比重的升降，并非完全由市场决定，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各国政府对制造业的重视程度以及相关政策的合理实施。此外，也和一个国家的劳动力状况、要素禀赋等基础条件以及国家文化特质有很大关系。例如，东亚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相对成功，制造业发展也较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文化中的勤奋和重视教育的传统，从而会提供较高素质的劳动力。

 

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国家对制造业重视不够，就可能出现比重过快下滑的情况。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复杂局面，欧美在高端领域实施出口管制，遏制产业升级；东盟等制造业成本较低的国家则在一些中低端领域对我们形成了强力竞争。若无整体战略规划，就可能出现“高端上不去、中低端转出去”的困境，造成制造业比重非正常骤降。要知道，缓慢下降可能是发展规律，但过快下降必然包含一定的人为因素，必须尽量避免。我们国家一直把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核心，视为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对制造业的整体前景以及保持合理比重是非常乐观的。

 

记者：那么，我们该如何保持这个合理比重？这不只是单纯对制造业进行投资那么简单，它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事情。

 

田杰棠：没错，这确实涉及很多方面。从供给侧来说，要增加科技投入，往高附加值的方向突破，但也要注意，制造业就像个金字塔，附加值特别高的行业，市场规模本身其实比较小，整个制造业的“塔基”非常重要。像钢铁、化工这些最基础的工业原料，堪称“工业粮食”，甚至包括纺织业，都是我们衣食住行离不开的，保持其合理规模至关重要。培育打造高端产业的同时，绝不能忽视基础产业的稳定与发展。

 

从需求侧来看，现在外需遇到一些困难。内需方面，“两新”政策是重要的中短期刺激手段。但长期看，根本还在于提升国民收入、优化收入分配、增加劳动报酬占比等，并持续创造消费场景。唯有国民收入和消费能力提升，才能为制造业提供持久的内需支撑。

 

从国内外市场来看，外部挑战错综复杂，我们需要积极开拓如“全球南方”等新兴市场。这既是为了让我们的产品走出去，更是通过出口机电装备等帮助这些国家推进工业化进程，实现互利共赢——他们提升制造水平，我们拓展市场空间。

 

还有一种情况，如果大宗商品出现更新换代，也可能会带来新一轮消费升级，当年智能手机兴起就是典型的例子。人们如果没有智能手机，在现代社会中几乎寸步难行，不使用就会跟不上时代。这就是产品颠覆性创新带来大宗消费品整体升级换代进而创造刚性新需求。未来五年到十年，智能化产品很可能带来新一轮大规模消费升级和换代需求。例如，年轻人首购即新能源汽车，其增速远超燃油车，正显著带动消费；智能汽车、智能电器等产品，将来也会逐渐成为“不得不使用”的新刚需；应对老龄化、少子化等社会结构变化，服务机器人产业潜力巨大。这都属于供给创造需求。此类供给侧的重大技术突破和产品换代，能有效刺激新需求，形成供给与需求的良性互动。

 

进一步看，就算外需压力大，如果我们的产品不仅仅是跟现有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竞争，而是在新兴产业涌现出一批新产品，比如我国的无人机产业，已经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市场份额，这种“人无我有”的新产品，有助于突破传统保护主义壁垒。因为世界各国人民都有个共同点，就是希望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会让这些产品成为刚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