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的开放必须是有序的。金融特别是大国金融的开放是必然的。没有一个国家是在闭关锁国的环境中建设伟大的国家，都是在竞争中，在学习他国经验基础上，根据自身国家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通过融入世界，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获得了真正意义上高质量发展，这个发展是在相互竞争基础上的发展，极大提升了中国产业的竞争力，极大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科技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中国很多高科技企业在加入WTO后，在学习他国经验的基础上，在竞争中形成了自身的竞争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只有实体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是不够的，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中国金融如何融入全球金融体系。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已经高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我们主张经济的全球化、贸易的自由化、投资的便利化。从中国这十几年经济发展经验看，这“三化”的确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迄今为止，中国金融与全球金融体系，无论是货币体系还是金融市场，都保持着一定程度的隔离，中国金融的开放是有限的。从货币角度看，人民币虽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的权重是10.93%，全球排第三，但实际的市场影响力远低于这个比例。

 

2015年“8.11”汇改以后，人民币自由化改革就没有继续向前走，这里碰到了一些困难，主要是外汇储备波动太大。与实体经济相比较，中国金融的国际化程度是比较低的。为什么这么低？为什么我们在加入WTO时实体经济那么快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而在金融领域的开放则如此谨慎呢？

 

俄罗斯、印度、韩国当年快速推进了货币的自由化，他们在货币自由化过程中及之后遇到一些重要困难，但由此不能说当年他们的改革就不成功。我们在人民币自由化改革方面是非常谨慎的，人民币自由化、国际化方面的改革基本实行的是试错式改革，我们经常是前行两步发现有些问题退一步，总的来说是在前进，但比较缓慢而谨慎。

 

 这里面有一个选项问题。多目标选择时会比较困难。大家知道，我们遇到了一个不可能三角的约束。我们具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这个货币政策不仅要维护人民币币值的稳定，还要推动经济的增长和就业，有时还包括汇率的相对稳定，这些都在独立货币政策目标框架内。中国的货币政策40年来，我给予很高评价，试图在多重目标下寻找一种均衡，而不仅仅是单一地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

 

在宏观经济政策架构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发挥了独特作用，以至今天中国拥有如此之大规模的M2，超过190万亿，我们的GDP90万亿人民币，已经超过2.1倍了，美国是21万亿美元的GDP，他的M2大概是15万亿美元，只有GDP的0.7-0.75。当然如果把美国的M3、M4算进来，那比率会很大。在“三角目标”中，独立的货币政策对我们来说是既定的前提。

 

我们有两个选项。这两个选项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困惑：一是，资本的自由流动，另一是汇率稳定。既要保持资本的自由流动又要使汇率稳定，从理论上说，是不可能的，从选择上，只能择其一。

 

从战略目标看，如果资本项目不放开，资本不能自由流动，中国开放性金融体系是不可能形成的。人民币如果不是一个可自由交易的货币，这样的金融体系，要融入国际金融体系是困难的。所以，短期看，如果实行人民币可自由交易，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可能会发生较大幅度波动，外汇储备可能受到一定冲击。我们现在有192万亿的M2，其中有90万亿的居民储蓄存款，这是一个现实压力，要有充分预估。我们在这里遇到一个两难的选项：是要资本自由流动还是要一个稳定的汇率？

 

对我们来说，这里有一个短期目标与长期战略的协调。就长期战略来说，中国金融必须是开放性的金融，国际化的金融，人民币一定要成为全球货币体系中的重要成员，我认为这个战略目标是适当的，这个目标也一定会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中国要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人民币在全球的影响力，是题中之义。如果人民币都不是全球货币体系中的一员，中国金融在全球也就没有什么影响力。一个国家的影响力，金融很重要，货币很重要。仅靠国际贸易是不够的。金融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国际贸易的影响力。美国的影响力在主要国际事务、也在军事力量。但最重要还是美元的影响力，美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如果没有美元的国际影响力，美国经济能有长达100年的繁荣吗？答案是否定的。所以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了美国未来繁荣的政治基础和金融基础，奠定了美元的核心定位，虽然之后，几经改革，美元在全球的影响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在加强。

 

人民币可自由交易的改革是中国金融全面开放的重要标志，既有风险，更有机会，长期看，机会大于风险。任何一项金融改革都不会是一个没有风险的改革。我们有一种习惯性思维，就是改革应该得到更多利益，最好没有风险。实际上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伴随着风险，更具有长期的金融红利。在红利和风险之间应谨慎去找到其平衡点。

 

在2010年前后，我乐观地认为，到2020年人民币可自由交易的改革一定会完成。现在离2020年只有几个月了，看来实现不了这个目标。现在看来2025年能不能实现中国金融的全面开放，包括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

 

把所有的开放管道加起来，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上外国投资者占比在2%左右，这不是一个国际化的市场，这个比列与中国的地位不匹配。人民币虽然在边境贸易上有重要影响，在一些双边贸易上也起作用，但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中美贸易战包括所谓的金融战，对我们带来了很大威胁。2018年，中国进出口贸易规模突破了30万亿人民币，按当时汇率计算大约45600亿美元，这其中70%是通过美元结算的，通过人民币结算的只占20%，其他货币占10%。我一直在思考，放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下特别是目前复杂的中美关系下，中国金融的开放的确是个很大的事情。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的重要战略，它有利于国家的安全。我们一定要有极限思维。如果美国关了美元结算系统怎么办？我们要有备份系统。华为就有很好的备份系统。在人民币没有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我们是不可能建起基于国际结算的备份系统。建立备份系统虽然很困难，但要创造条件。一定要通过金融开放特别是人民币国际化来建立中国国际贸易结算体系的备份系统，就是一种极限思维。

 

短期看，又要认真对待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问题。这要求中国金融在开放中保持长期战略目标与短期应对措施的平衡。我赞成现在的短期应对措施，因为现在外部环境比较复杂。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对世界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对中国和美国也同样带来极大的风险。我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能够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

 

短期看，我们要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在政策层面上，对人民币的长期信用的保护，应该是重要的基本国策。维护美元的长期信用就是美国政府的最重要的国策。美国不会无约束地损害美元的信用，即使QE了多次，最后还是会作相应的收缩。他们知道，美元的长期信用有多重要，从而实现了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元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性甚于航空母舰的作用。

 

我们要深刻地理解人民币国际化、中国金融的开放对中国未来所具有的重要战略意义。我们不要过渡担忧短期的风险，金融体系的开放将会使整个金融体系、社会的契约精神、法制体系和法治水平都会有大幅度提高。开放是社会进步和前行的一种倒逼机制。如果中国金融市场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也就意味着中国社会的高度成熟与文明，是这个国家法制、契约、信用、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预期的综合体现。没有这些综合能力，中国资本市场要想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是不可能的，人家凭什么来你的市场投资。这就要求我们做好所有的准备，法制要非常完善，要有高度的契约精神，社会要有高度的透明度，国家治理要现代化。同时，社会是稳定的，积极向上的，有创造力的。所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对我们是一个考验，也是一种巨大的促进，我们要不断地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开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加入WTO后，我们对知识产权保护有了深刻的体验。在没有加入WTO之前，中关村大街上随处都是卖假货物的，买假软件，侵占了他人的知识产权。加入WTO后的现在，这种现象已经很少很少，几乎看不到了，保护知识产权深入人心，自主创新成了主流。

 

我对我们的国家抱有极大希望。作为一名学者，我经常说，我的心是热的，我穷尽其力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金融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同样我也知道金融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去解决这些问题，以实现我们心中的理念。如果我们头脑冷静，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总书记说的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