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醒把握市场变化和国际环境潜伏的危机

 

首先是内需外需萎缩，短期难以改变。分析国内居民消费价格CPI趋势，1-5月由5.4%逐月回落至2.4%；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由0.1%转负逐月滑落至-3.7%，反映出国内需求持续不足。经济下行加剧，企业收入骤减，部分居民收入减少，投资消费更为谨慎。欧美等发达国家疫情超出了预测，创伤可能更加严重，疫后恢复可能更加滞后。国际贸易大幅跌落，世界贸易组织4月初估计全球贸易往来下降13%，最坏的情况下可能下降32%。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世界银行6月初预测全年全球GDP萎缩5.2%，其中发达国家为-7%。国内国际迭加，企业尤其中小微企业创伤加深，企业反映有些既有订单推迟甚至取消，尤其是新订单减少，要防止复产后第二次停工，形势愈加严重。

 

第二是我国工业已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疫后更加凸显。我国一些关键装备从整机到零部件、元器件、关键材料，还需要大量进口。受疫情冲击，外供明显短缺，部分国际供应链可能中断。日前德国斯威SWG工业技术中心统计了我国分布在电子信息制造、高端装备制造、航空航海和汽车发动机、智能仪表仪器、医药及医疗器械等领域20类产品，依赖进口的状况尤为突出。以芯片为例，我国目前高端芯片几乎全部进口，2019年达3100亿美元，是进口原油的1.27倍。赛迪智库分析科技含量高、产业链长、对外依存度较高的产业，其中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受影响最大。

 

第三是美国等西方势力加大了对我国经济的封锁打压。一个动向是对中兴后，对华为封锁更变本加厉。5月15日美国修改了芯片出口规则，规定使用美国芯片制造设备的外国公司必须事先获得美国政府许可证，才能向华为或海思等关联公司供应芯片；华为继续购买芯片或使用与美国软件和技术相关的半导体设计，则需要获得美商务部的许可。在美国的指使和逼迫下，谷歌、台积电、英国ARM公司、荷兰ASML公司等相继中断了合作。另一个动向是美方在2019年两次分别对华为等70家关联企业和8家机构列入“实体清单”，今年5月15日第三批对我国33家高科技企业、大学列入清单，合计对100多家全面封锁制裁。第三个动向是美国等在金融危机后实行制造业本土“回归”，疫情中，美、日等发布政策鼓励在国外的企业主要是在华的企业撤回本国。尽管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不可避免会对我国工业形成风险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