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作为最终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三驾马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途径。宏观经济学创始人凯恩斯曾指出：“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和唯一对象”，这一观点对我国更好认识消费的作用具有重要启示。

 

中央历来高度重视消费在经济增长的地位和作用。早在多年前，中央文件就指出，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在当前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制约我国经济循环、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更多在需求侧的背景下，扩大内需尤其是提振消费，无疑是解决矛盾的“棋眼”。因此，我们不仅要强调“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还应明确提出：发挥消费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决定性作用。这个提法参照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定位的表述，即从“基础性作用”提升到“决定性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抓住了消费不足是制约当前我国经济循环和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这一阶段性特征，对解决我国经济面临的诸多问题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当前我国经济整体处于“产强需弱”的格局。从生产端来看，工业增加值等指标亮眼，而内需则表现相对较弱。若内需得不到有效提升，整个供需循环平衡将受到制约。经济学中的“木桶理论”指出，最短的木板制约木桶的最大容量。当前，消费不足正是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那块短板。由于消费求不足，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没有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而是处于内部，即没有达到潜在增长率水平。

 

当然，作为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也不容忽视。尽管当前投资增速不高，但我国的投资空间依然广阔。一方面，我国人均固定资产存量水平仍然较低；另一方面，诸多短板领域亟待补齐，这使得投资需求依然较大。然而，由于需求不足，企业的产品难以得到有效销售，影响企业生产顺利达到盈亏平衡点，这不仅降低了投资效益，也制约了投资规模的扩大。

 

基于上述逻辑，建议对消费的作用给予更高的认识与定位，以便更好促进经济良性循环。一旦认可了这个定位，宏观经济治理和政策就要做出必要的调整。

 

 

我国现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特别是财税体制，对地方政府扩大供给有更强的激励。我国税收主要在生产环节征收，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占比较高，消费税占比较低。根据财政部公布的2024年税收数据，增值税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38.1%，企业所得税收入占比23.4%。这种税收体制驱使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抓大项目建设、土地开发扩大税基；相反，由于征收消费税产品种类少，地方政府从中获得的收益有限，从而缺乏激励推动消费。众所周知，地方政府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如何通过财税制度调整，激励地方政府抓消费、促消费的积极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一些行业 出现“内卷式”竞争，但与此同时，部分行业投资仍保持较快增长，带来低价、低利润等问题，甚至对产品质量和行业创新都产生了不利影响，这对整体经济发展是不利的。需要通过调整激发我国巨大市场的消费潜力，推动我国从消费大国向消费强国转变。我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和巨大的消费潜力，具备成为消费强国的条件。这就要求财政体制和金融政策进行相应调整。金融政策还应更多地关注消费端，开发更多支持消费的金融产品，包括贴息、低息消费信贷等，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消费金融支持。

 

 

过去，我国在投资于物方面用力较多。现在进入新发展阶段，投资更多应围绕促进消费来做文章。需求是投资的牵引，也是投资的方向。一方面，居民对教育、医疗、养老等高品质服务的需求快速增长，但供给端仍存在明显短板。从更好满足需求的角度看，必须向投资于人转变。另一方面，传统的基建等领域投资效益下滑，甚至存在一些过度投资、重复投资，一些领域的制造业投资也造成了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从改善投资效益的角度看，也必须转向投资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