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海洋发展格局深度重构，海洋日益成为大国战略博弈与全球治理的核心场域，蓝色经济已成为全球主要沿海国家战略布局的核心领域与国际竞争的关键赛道，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步入历史性重构的关键窗口期。我国海洋经济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跃升、从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跨越的关键攻坚期，既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性发展成就，也面临着外部战略博弈加剧、内部发展短板凸显的双重压力，发展进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压力与动力共生。立足新发展阶段，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始终保持战略清醒，精准研判海洋发展大势，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以创新驱动、高效协同、产业升级、人海和谐、合作共赢为核心路径，着力破解制约发展的突出瓶颈，扎实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海洋事业发展的战略主动权。

 

 

从国际产业竞争格局来看，全球海洋开发利用已进入全方位、全纵深拓展的新阶段，蓝色经济的战略价值持续攀升，全球主要沿海国家纷纷将海洋经济上升为国家核心战略，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加大资源投入、布局前沿赛道，全力抢占蓝色经济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其中，美国于2024年6月发布《国家可持续海洋经济战略》，构建海洋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与国家安全一体化统筹的制度框架；欧盟推出《全球蓝色经济伙伴关系计划》，依托“地平线欧洲”科研框架系统布局海洋前沿技术研发与全球蓝色合作网络；日本于2023年4月修订发布第4期《海洋基本计划》，明确2023~2028年海洋政策的核心目标与实施路径。全球沿海经济体均持续加大海洋高技术研发、深海资源开发、海洋新兴产业培育的投入力度，围绕海洋核心技术与产业赛道的竞争已进入攻坚阶段。

 

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来看，当前全球海洋治理正处于规则重构的关键窗口期，深海采矿、公海保护区、蓝色碳汇、南极环境管理等新兴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博弈空前激烈。少数发达国家凭借技术垄断优势与国际话语霸权，试图主导海洋新兴领域国际规则的制定权与解释权，传统海洋大国与新兴海洋国家围绕海洋治理主导权、海洋资源开发权的争夺日趋白热化。2026年1月17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以下简称BBNJ协定）正式生效，标志着全球公海生物多样性治理进入了有约束力的多边规则新阶段，既为我国深度参与公海治理、拓展深远海发展空间提供了多边制度平台，也对我国海洋经济合规化发展、全球海洋治理话语权建设提出了更为严苛的系统性要求。当前，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蓝色碳汇、海洋气候适应性治理等议题，已成为国际海洋合作与战略博弈的核心焦点，深刻影响着我国海洋经济国际化发展的外部制度环境。

 

从海上安全与发展环境来看，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持续向海洋领域延伸，地区海上冲突频发，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海洋已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主战场，我国海洋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安全风险更趋复杂多元。少数大国执意推行“以海制华”遏制战略，综合运用技术封锁、贸易壁垒、规则打压、军事施压、岛链围堵、关键海上战略通道管控等多重手段，对我国海洋科技、高端船舶制造、海上风电等核心优势产业实施恶意围堵与精准打压，同时蓄意挑唆周边国家制造海上争端，持续挤压我国海洋发展的战略空间。在此背景下，我国海上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持续上升，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外部安全环境更趋严峻复杂。

 

 

当前，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仍面临科技创新供给不足、产业结构能级不高、全域治理体系不完善三大核心短板，三者相互交织、叠加放大，形成了制约海洋经济提质增效、阻碍海洋强国建设进程的系统性瓶颈，亟需从战略层面系统谋划、精准施策、协同破解。

 

一是海洋科技创新供给能力不足，成果转化效能偏低，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整体仍处于“跟跑为主、并跑为辅”的发展阶段，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能力薄弱，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水平亟待提升。据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我国高端海洋探测仪器、核心功能零部件、特种专用材料的对外依存度仍高达65%以上，深水油气开发、深海矿产勘探、海洋高端装备制造等前沿高技术领域，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仍存在显著代际差距。同时，我国海洋科技成果转化链条存在结构性堵点，产学研用协同配套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科技成果产业化转化率远低于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大量科研成果停留在实验室阶段，难以实现产业化、商业化落地。此外，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地位尚未完全夯实，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协同攻关机制仍较为松散，跨领域、复合型海洋科技领军人才与高技能产业人才存在显著缺口，难以有效支撑海洋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核心需求。

 

二是海洋产业结构能级不高，全球核心竞争力不强，同质化低效竞争问题突出。我国海洋产业整体呈现“大而不强、全而不精”的发展特征，面临传统产业占比偏高、新兴产业规模不足、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锁定的结构性矛盾尚未得到根本性破解。其中，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滨海旅游三大传统海洋产业增加值占海洋经济总量比重超60%，且仍以粗放式发展模式为主，产品附加值低、品牌竞争力弱，长期锁定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海洋生物医药、海上风电、海水综合利用、海洋信息服务等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态势，2025年增加值同比增长7.3%，显著高于海洋经济整体增速，但整体规模偏小、产业占比偏低，产业链条短、配套能力弱的问题较为突出。高端海事商事服务、蓝色金融、海洋科技咨询等现代海洋服务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对海洋实体经济的支撑赋能能力不足。与此同时，沿海地区海洋产业布局同质化问题严重，超70%的沿海城市将海洋渔业、滨海旅游、船舶修造列为核心主导产业，低水平重复建设、同质化低效竞争现象普遍存在。产业发展层面，我国仍缺乏具备全球核心竞争力的世界级海洋产业集群与产业链链主型龙头企业，上下游协同、优势互补的全产业链分工协作体系尚未全面形成。

 

三是海洋经济全域治理体系不完善，跨域统筹协同能力偏弱，发展要素保障支撑不足。当前我国海洋经济治理仍存在“多头管理、条块分割、陆海分治”的体制性梗阻，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的统筹协调机制尚不健全，陆海统筹、江海联动、山海协作的一体化发展格局尚未全面形成。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仍较为粗放，呈现近岸海域与滩涂开发过度、深远海与极地开发严重不足的结构性失衡，资源开发利用效率与精细化管理水平偏低。海洋基础调查与立体观测体系建设仍有短板，近海富烃凹陷探明程度仅为30%~40%，深远海资源整体勘探程度极低，资源底数不清的问题直接制约了海洋资源的科学有序开发。政策与要素保障体系尚不健全，蓝色金融产品供给单一，蓝色信贷、蓝色债券、海洋产业基金等市场化金融工具的应用场景与规模不足，社会资本参与海洋开发的积极性不高，海洋领域投融资风险补偿与共担机制仍不完善。此外，海洋经济统计监测体系、空域海域统筹管理制度、海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等基础制度仍有待健全，全民海洋素养与海洋生态保护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与综合能力，同发达经济体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

 

总之，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关键节点。面对全球海洋格局重构的外部变局与国内发展转型的内部要求，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底线思维，统筹发展与安全，既要主动应对外部竞争与风险挑战，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持续拓展海洋经济发展的战略空间；也要聚焦内部核心短板，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优化产业结构能级、完善全域治理体系，全方位推动海洋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海洋强国建设筑牢坚实的经济与产业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