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政治共识弱化与制度框架失灵。1972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开启了全球环境治理的新篇章。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里约宣言》等重要文件，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大会框架下的三大环境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即“里约三公约”），成为全球环境治理框架的基石。此后，国际社会逐步形成了以全球可持续发展为共识、以联合国公约及其相关机构为中心的全球环境治理合作框架。近年来，世界经济低迷，新冠疫情加剧了这一形势，国际社会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以美国和欧盟为例，特朗普上任后，“美国优先”政策高调回归并进一步加强，再次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削弱了全球减排框架的约束力。欧盟受地缘政治变化、经济不景气等诸多因素影响，绿色进程遭遇多方面挑战，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战略收缩可能无法避免。国际社会虽已深刻认识到全球环境危机，但绿色政治共识弱化趋势已初步显现，全球环境治理制度框架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极化冲击治理基础。当前极化表现为权力结构向少数大国集中，美欧日等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优势主导低碳规则制定，而碳减排量仍在上升的新兴经济体却缺少话语权；合作机制呈现碎片化特征，如美欧“气候俱乐部”以排他性标准割裂多边体系，削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权威；南北差距持续扩大，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量远超发展中国家，却忽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全球环境治理基础在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治理框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支持承诺，以及各国对环境问题全球性的共识。而极化使得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垄断与资金壁垒破坏制度公平，“小圈子”合作割裂多边机制有效性，南北资源分配失衡激化减排责任争议，导致发展中国家因能力不足难以履约，削弱全球合作信任，使碳中和目标面临承诺与行动脱节的深层危机。

 

行为主体博弈加剧治理无序化。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行为主体博弈加剧了治理体系的无序化。一方面，受经济形势、地缘政治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领导力和意愿在持续减弱，履行对外援助义务落实不到位，削弱全球治理框架约束力。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诉求不断增强，特别是那些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国家，对发达国家提供资金与技术的需求更为强烈，但受自身话语权不足等因素影响，自身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此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阻碍全球环境合作，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机构协调全球集体行动体系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加之多边机制呈现日趋增多而复杂的趋势，治理体系表现出碎片化特征，多边环境治理进程变得更为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