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于人既符合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是现实挑战提出的紧迫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总储蓄占GDP比重（储蓄率）和总资本形成占GDP比重（资本形成率）均保持了很高的水平，在很长时间里投资回报率也处于世界最高位置。从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随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均进入长期的下降过程。在物质资本回报率下降的时候，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不仅具有报酬递增特征，还将为下一次技术突破创造必要条件。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投资回报率均降低，成为企业之间“内卷式”竞争的根源。在宏观上，从投资于物转向更多投资于人，既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需要，也是微观上提高生产率和回报率的必然要求。

 

　　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转变，也对投资于人提出现实紧迫的要求。实现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所要求的增长目标，在需求侧面临的挑战比在供给侧更大，特别是居民消费能否得到有效提升，对于经济增长潜力的充分兑现具有决定性作用。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2024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消费率）为39.9%，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为48.2%，高收入国家（2022年）平均为57.8%。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率面临双重超越目标，一是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趋同，差距约为8个百分点；二是向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赶超，即进一步缩小约10个百分点差距。另一方面，消费率趋同和赶超都是可以预期的目标。例如，从2010年到最近年份，我国消费率年均提高1.0%，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分别降低了0.1%和0.2%。进一步加大对人力资本和民生的投资，有望加快赶超速度，实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设定的“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目标。

 

　　鉴于居民消费是收入增长和分配状况的函数，并且对于经济增长具有至为关键的作用，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判断，“分好蛋糕”已经成为“做大蛋糕”的前提条件。从21世纪第一个10年末开始，我国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不同指标的变化趋势不尽相同。一方面，反映整体收入差距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在2009年达到峰值后开始缩小，但在2015年降到谷底后则进入徘徊状态。另一方面，各项惠农政策和脱贫攻坚战略的实施，推动农村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都显著缩小，并且继续缩小。这也就意味着，城镇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而这同结构性就业矛盾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见，劳动就业日益成为投资于人并且可以得到显著社会收益的重要领域。